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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话锋一转，语气沉重。

“然此等‘起色’，实乃沙里淘金，以河套为例，最初发往该地参与建设役之各类徙迁者，逾三万口，能熬过数年苦役、存活至有资格参与此试点者，十不足一，而于此一千二百户中，能经营稍见成效、被记为‘起色’者，又不过其中一二成，余者，仍在生存线上挣扎，或勉强糊口，或随时可能因一场风雪疫病而返贫。”

“至于甘、肃、西域等地，转为边民者更寡，绝大多数徙迁者，仍困于苦役之中，伤亡日增，民政署估算，自徙迁令全面施行至今，各边疆工地、牧场，徙迁者及其附庸累计非正常亡故，恐已近五万，伤病者不计其数，此代价......不可谓不巨。”

主持营造的官吏则从工程角度补充。

“西域方面，哈密、吐鲁番等地关键水渠已陆续通水，预计可增溉田二十万亩，然施工之中，因地处戈壁，取水艰难，气候极端，徙迁罪役死者甚众，尤以体弱之江南园林世家子弟为甚。所筑水渠、烽燧，坚固可用，辽东屯堡、水利，亦多赖徙迁者之力，伤亡比例与河西相仿。”

厅内一时无人言语，只有炭火偶尔的噼啪声。

各项奏报清晰地勾勒出一幅矛盾而残酷的图景。

边疆建设确实取得了肉眼可见的、甚至可称飞速的进展，新垦地、新道路、新驿站、新渠网、新屯堡，如同坚韧的根系，向着以往控制薄弱的区域蔓延，牢牢抓住土地。

可另一方面，这进展的代价，是数以万计被强制迁徙的前朝精英及其依附者的血肉与生命，是无数家庭在苦寒边地的破碎与哀嚎。

阎赴的目光落在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描述上。

“亡故一万一千三百余口”、“高原恶疾，存者不足一千二百”、“累计非正常亡故恐已近五万”。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鲜活、拥有社会关系和具体人生的“人”，是像他前世在史书中读到的、那些被“徒边”、“实塞”政策吞噬的无数无名者中的一个。

他仿佛能透过纸背，看到甘州戈壁风沙中蜷缩倒毙的身影，听到湟水河谷窝棚里压抑的咳嗽与哀嚎，感受到河套寒夜里那些“士绅牧户”对着南方星空无声淌下的泪水。

这就是代价。

他比谁都清楚，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打破原有既得利益结构、重新分配资源与人口的变革，从来都伴随着血泪。

商鞅变法，秦以苛法徒民实边，成就霸业之基，其间白骨几何？

汉武帝徙豪强于茂陵，实边朔方，又葬送了多少关东富户的锦绣梦？

甚至......记忆里那个时空，后来所谓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哪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边疆开发，不是浸透了血汗、离别与死亡？

区别只在于，那些多是迫于生计的自发行为，而黑袍现在所做的，是凭借绝对权力推动的、有计划、有目的的强制性社会改造与阶层清算。

这更集中，更剧烈，也因此必然更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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