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兼具明确化与口袋化的司法实践例证

寻衅滋事罪的司法适用存在相对较为明确且以刑法的规定为基础，积极体现政策导向与社会回应的

情形，但也有不当解释构成要件，进而不合理地扩大该罪适用范围的情形。该罪适用明确化的情形较

少，除非案件事实非常清楚地符合相关的刑法规定以及司法解释，并在政策导向上具有一致性，否则就

会存在该罪适用是否属于口袋化的争议。

案例 1：2016 年—2017 年期间，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法官某甲、某乙、某丙分别审理了涉及黄某

的离婚纠纷案件，黄某因对案件裁判结果不满，在 2017 年至 2019 年 2 月期间，拦截并用言语威胁、恐

吓法官某甲 2 次，言语威胁法官某乙 1 次，多次拦截并用言语、发手机信息、持钢管蹲守、驾驶摩托车

跟踪等方式，对法官某丙进行威胁恐吓[3]。

针对本案的行为，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黄某多次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

劣，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并判处黄某有期徒刑 7 个月。按照《刑法》第 293 条第 2 项的规定，行为

在客观形式上的确符合“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的规定，但是否属于“情节恶劣”则通常被认为属

于司法者的裁量权，有裁量权的地方就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结果。但巧合的是，对于追逐、拦截、

辱骂、恐吓他人的情形，究竟何时应当认定为情节恶劣，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此又进一步作出了相关规

定。根据 2013 年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的规定，多次追逐、

拦截、辱骂、恐吓他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以及持凶器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等情形，应当认

定为“情节恶劣”。本案中的行为人确实存在多次拦截和恐吓行为，而且还存在持钢管蹲守的行为，黄某

的行为非常准确地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另外，其恐吓的对象是审判民事案件的法官，黄某的行

为对司法的权威性以及公信力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这与社会治理法治化的政策导向也直接相悖。因此，

在这种情形下，定为寻衅滋事罪的争议并不大。按理说，寻衅滋事罪的适用如果以该案为比照，在严格

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并不会出现司法适用口袋化的现状。然而，社会现实生活日新月异，加之

网络时代所形塑的双层社会结构，除了现实的物理空间外，刑法适用还面临网络空间的解释问题，在社

会治理的现实需求下，寻衅滋事罪就时常被当作一个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兜底性罪名，其不断口袋化的

趋势也就难以避免，甚至会时常与治安管理处罚或者民事违法的行为相混淆，进而导致司法实践中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