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5岁的时候，尽管我已经可以帮忙摘菜，烧开水，还可以带弟弟了，但还是经常会被母亲骂。她能骂的人，也只有我。她无论受了多大的气，都只会骂我。她不可能去骂爷爷奶奶，她又骂不过二婶母，她也舍不得骂弟弟，只有我，她常常会厉声斥责，甚至有时候脏话脱口而出。

每每那些时候，我躲在墙角炕沿边边上，大气都不敢出。这样的暴风骤雨对还没上小学的我，痛苦又无奈。

日子显得格外漫长。没上学之前的很多事都毫无记忆了，但有些挨打挨骂的画面还依稀存在脑海里。

等张明德回家时，她的怒骂对象便会转移到他身上，我会得到暂时被“遗忘”的一丝轻松。

隐约记得有一天夜里，弟弟尿炕了，沈秀兰骂张明德不及时把孩子叫起来让他去尿尿，因为孩子是挨着他睡的，他自然就该负这个责任。

那天夜里因为炕上的一大泡尿，地盘不够四个人睡觉了，我被沈秀兰的谩骂声吵醒时，看到张明德被迫在靠着墙的一角坐着，他就那样坐到了天亮。幼小的我觉得父亲好可怜呀。

小时候我常常有一种错觉，就是张明德回家来，更像是来到了沈秀兰的家里做客一样，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自主权，他擅自做主干了什么活，必定会遭她的一顿毫不客气的数落，而且每次理由都非常充足：暂时不需要干那个，有那时间不如干另外一件更紧急的事；没脑子，不用心思，干的不好。。。干得不好是最常见的理由——张明德大半辈子做的所有事，沈秀兰没有一件满意的。

张明德的辩解只会引来沈秀兰更气愤的弹压，索性后来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她一开口，他就保持沉默是金的态度。

但是假如张明德什么都不干——反正你说我干的不好，我不干总行了吧？不行。你干不好那是能力问题，你不干，那就是态度问题，那会让沈秀兰更愤怒，火气更大。

我跟弟弟前后脚相差一年上了小学，之后父亲跟几个同事借了一些钱，把村子闲置的一户院子买了下来，我们从爷爷奶奶家的院子里搬了出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父亲依然在很远的地方上班，但那时候他好像涨工资了，买了一辆自行车，回家的次数变得勤了一些。而且因为他自己是数理化方面的优等生，又很会抓学生成绩，工作能力强，之后就当上了某乡村小学的校长。

后来又经过几次调动，来到离家更近的小学当校长，农忙时节每天下午都会骑着自行车回家，帮着母亲干农活，第二天早上又早早地骑十多公里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