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沈秀兰和张明德这对夫妻还很有点患难与共的意味。

沈秀兰是长女，张明德是长子，他们打一出生就都肩负着帮父母照料底下几个兄弟姊妹的义务。他们都是为了大家庭而牺牲自己的人。

沈秀兰这一生都没有进过学堂，大字不识一个。她嫁过来后，我们村小学曾经组织过“扫盲”活动，让村里没读过书的妇女利用农闲时去读书认字，但因为组织者之一就是我的父亲张明德，于是沈秀兰就堂而皇之地以农活太忙逃过了“这一劫”，就连最后的考试，也是张明德安排了村里的另一个婶子替的她。她那时候已经完全放弃了学文化的念头，一心只有干农活。

沈秀兰干起农活来可以用一个“没日没夜”来形容。她不会在大家都回家做饭吃饭的饭点儿回家，她总要多干几把，多拖一会儿，有点像爱拖堂的老师的做派。

张明德那时候已经通过一系列考核考试转正了，成了正式的“公家人”，同时也被调到了离家四五十公里的另一所乡村小学。

那时候我们那里的乡村还没有通汽车，张明德本就微薄的工资都拿去资助了弟弟妹妹们读书，因此他也没有自行车。就那么步行四五十公里去上班或回家。那时候单休，他常常一两个月才回家一趟。

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我带着弟弟在院子里玩，经常饿着肚子左等右等，等不到妈妈回家做饭。

那时候二婶母已过门，爷爷奶奶家的饭熟了是不会主动给我们俩吃的，怕二婶母闹意见。

弟弟有时候会跑去他们桌上蹭饭，孙子主动去蹭，爷爷奶奶当然不会拒绝。但我不会去，我独自一人蹲在门帘后面，乖乖等着，有时候会等到睡着。

沈秀兰得知了我们俩的表现后，既觉得儿子会生存，又觉得女儿有骨气。但这丝毫也没有改变她收工回家的时间表。这反而可以让她更放心地在地里拖着干活迟迟不回家了。

这个倔强的女人，似乎对生活唯一的希望就在地里。

有了妯娌之后，尽管各过各的日子，但大家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有时候总免不了搞得唇枪舌战。

沈秀兰过去只是见不到丈夫的工资，从我三四岁时开始，她连丈夫的人影子也只能很长时间见一次了。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落在她一人肩上，她的脾气变得越发急躁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