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会正式开始，还是由徐智摩这位组织者来担任主持人。

自新月社成立以来，虽然才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会员们的创作热情却如潮水般高涨，涌现出了很多的新人佳作。而《诗镌周刊》的扩版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展示才华的舞台。

在陈西滢的领导下，理论组也开始了对于新诗理论的建设工作。这一期的《诗镌周刊》上，就发表了闻易多所写的论文《律诗底研究》，文章系统地探讨了新诗的格律化问题。

闻易多虽然仅比李斯年年长一岁，但是他在现代诗坛却已经闯出了很大的名气。他从十五岁开始便踏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在两年前就已经出版了诗集《古瓦集》和《真我集》。

可以说，在徐智摩和李斯年崭露头角之前，闻易多已是华国诗坛的一位重要人物。现在他虽然不在国内，但是还是经常在国内发表诗作。

闻易多的这篇研究新诗格律化问题论文的发表，在新诗创作领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因此这篇文章也成为了今天诗会上大家热议的焦点话题。

在品评了上一期《诗镌周刊》上刊登的几首颇受好评的诗歌后，众人便将讨论的重心转移到了这篇文章上。

陈西滢首先发言道：“自从我们的新诗沙龙活动开展以来，我就常与友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新诗创作理论。之前他还曾托我帮他发表诗作，他也十分关注国内诗坛的动态。这篇《律诗底研究》就是友三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运用了新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我们华国诗歌的民族传统。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新诗创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他的话音刚落，便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友三是我在清华文学社的学长，我尝试创作诗歌就是受到了他的启发。但是，我对于他关于诗歌格律化的观点却无法认同。我认为，新诗就应该如同自由的风，无拘无束，随心所欲。格律之类的，都是旧诗的枷锁。新诗应该摒弃这些束缚，才能真正展翅飞翔。”

饶孟侃的这番话一出，立刻赢得了许多人的赞同，连李斯年特意邀请来的芥川先生也流露出赞赏的神色。

在倭国，传统的诗歌形式如俳句和短歌，也都是有着严格的格律要求的。例如，俳句的标准形式是5-7-5的音节结构，即第一行五个音节，第二行七个音节，第三行再回到五个音节。而短歌则通常遵循5-7-5-7-7的音节结构。

然而，到了近代，倭国的诗人们在吸收了西方诗歌的某些元素之后，完全放弃了这种格律化的传统，转而运用自由诗体来创作。他们在艺术风格上追求新颖独特，注重个性表达和创新性，这使得倭国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

因此，对于饶孟侃关于新诗就应该更该打破束缚，无拘无束的观点，芥川是十分赞同的。他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想，而形式只是传达这种情感和思想的一种手段。

而在华国，此时也正经历着类似的变革。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华国的诗人们也开始打破传统诗歌形式上的束缚，采用白话文来写诗。他们以更自由的创作形式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这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共识。

但是，新诗的改革方向却成为了诗人们争论的焦点。新诗应该如何创新和变革？是完全摒弃旧体诗，向更加自由化和散文化的方向发展，还是应该在保持一定创新的同时，也遵循某些固定的套路和形式？

这是诗人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胡适之倡导成立“新月社”这个新诗社团想要着力探讨的议题之一。

陈西滢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道：“子离，我理解你的想法，新诗确实需要自由，需要创新。但自由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丢弃格律，格律也并非旧诗的枷锁。相反，格律就像音乐的节奏，它能让诗歌更加和谐、富有韵律感。没有格律的诗歌，就像没有节奏的音乐，听起来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难以让人产生共鸣。”

饶孟侃则继续反驳道：“可我觉得，新诗应该更加注重内容，形式只是次要的。一旦有了格律的束缚，诗歌就会失去那种即兴的灵动，变得刻板无趣。我们写诗，应该是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而不是被格律所限制。”

饶孟侃的观点也代表了现在很多反对闻易多那篇文章的诗人的看法。年轻人总是喜欢打破束缚，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陈西滢一时之间，竟不知该如何反驳。

这时，李斯年站了出来，他说道：“子离说的也有道理，诗歌确实需要灵动，需要即兴。但我认为格律并不是一种束缚，而是一种引导。它就像是一条河流的堤岸，虽然限制了水的流向，但也正是这限制，让河流更加深邃、更加有力。没有堤岸，河水就会泛滥成灾，失去它的美感和力量。”

饶孟侃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时济，你的比喻很形象，但我还是觉得，新诗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不应该被格律所局限。格律会限制我的表达，让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写诗，这样的诗歌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