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感受到来自县令席上戏谑的目光，姚广孝终于冷静了许多，停止了与胡科的口头争辩。

杨伦对此更加欣慰：战胜过去阻碍了自己的人，是最令人兴奋的。

这位和尚不仅给他造成了困扰，他的身份也是个复杂因子。

纵然杨伦作为县令，对于地方上佛教事宜并无过多关心，大明尊重并信仰佛法，但不会赋予僧尼过度的特权。

毕竟新朝刚立，社会普遍处于充满憧憬的状态，未落入迷途，对佛的尊崇不像 ** 年代那么直接而 ** * ，更多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是由于明太祖朱元璋之前的确有过出家当和尚的经历，并最终离开了佛教圈子。

然而，这段往事让朱元璋领悟到了那些在佛经中常说「阿弥陀佛」的和尚们，背后竟然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正是这种双层原因的驱动，使得在其领地内，江浦县还未建立一座大型、有规模的大寺庙。

对于寻常的民众来说，大型寺庙给予他们的影响通常是积极正面的——因为在物质和文化的贫瘠年代，一个信仰能为他们困顿的生活提供精神上的慰藉。

但是对于掌握着地方管理权力的县令来说，大寺庙若在他的管辖下变得庞大，引发的效应远不止只是又增添一位贪婪地主的田地争夺而已。

过去一段时间里，在江浦县虽没出现大型寺庙，但这并不代表无人觊觎此地位。

实际上，杨论很清楚地知道，京城的天界寺虽然一直受到皇家的监管，但从未停歇过其扩张的步伐。

以前遇到这类事件时，杨论总是联合背后的地主张贵，以百般刁难的策略否定了那些大和尚提议的解决方案。

在这件事情上，虽然地主提供了丰富的私利予杨论作为支持，但在真正推动行事时，主要还得靠杨论出面来协调。

如果是出身权势的杨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还能应付，无非是一场权利交易的游戏，各方都给彼此带来一定的尴尬，在中间牵线的人调和之后就能缓解争端。

但是杨论这个人物，不仅没有实际的依靠，还因为他那个看似无关却在名义上有亲眷称呼的案件——即涉及到杨宪或杨忠显的案情——始终背负着背叛皇恩的标签。

这份身份直接引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与天界寺派遣的代表冲突之时，所面临的压力比普通的县令要大很多。

对于杨论来说，那一群披着袈裟的僧侣受各种规则约束，在他们身上应用的策略，早已被对方研究得很深入，找出办法进行扩散也并不困难，就像他自己运用明代法律的空隙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