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基本都趴下了。

老大们都很清醒，怎么保持清醒的不知道，大概喝的都是凉水。他们一人提着一桶颜料，在喝趴下的众人背上涂抹上红颜色，他们觉得谁该被抓，就涂谁，因为门外有一大群公差在等着，要靠颜色辨别该抓哪些人。至于老大们在涂颜色的过程中有没有徇私，那谁也不知道了，也没必要关心，今天来的人一个不剩全抓走都不算错。

然后就是抓人了，小弟们在朦胧恍惚中被戴上了刑具。审讯，定刑，一次性宣判一百多号人。

这次行动很快生效了，长安城又变得井然有序。这个事情连刘询都听说了，公开表彰张敞。

老大们都没什么事儿，当然他们也不敢再搞那一套了。

当时的地方官还是比较清闲的，管的地方小，人口少，也不像现在这么多事儿，又是招商引资，又是基础建设，白天研究国计民生，晚上要去促进消费。

汉代的地方官，职责主要有三大部分，一，分配徭役、收缴赋税，这个好理解，就是干活和收钱，这也是地方官的核心工作，支撑国家靠的就是这个；二，教化，包括宣贯上边的思想，办教育，搞展览会等等，都算教化，现在所讲的教科文卫体，社会保障等，也都可以算在教化里；三，治安，安定团结，调解纠纷，就是现在的公检法。其他还有一些人事，组织工作，都是些例行的了，哪朝哪代都有。

第一部分因为是核心，所以国家都有详细的政策和制度，参军服役，挖河修堤，农民交多少公粮，商人抽多少税，国家都有具体的数，地方官照着来就行，这是个体力活，麻烦但是不难干，一般的地方官不会在这上边惹什么麻烦；

第二部分教化，比较虚，官方把教化说得比天都高，但基本上是干好了固然好，干不好也无所谓，比如前文的两个人物，韩延寿办教育，移风俗，靠教化成名；严延年手持大刀，杀人无数，到哪里去谈教化。总体而言，这一部分难不难做全看地方官想不想鼓捣；

第三部分治安，这是最难的，因为是跟人打交道，人是变量，是不稳定因素，最难搞。我们现在上下都在谈的是发展，当时谈的是安定，尤其西汉，上接东周乱世，对安定的追求近乎病态。武皇帝末期因为造反的太多，结果绣衣使者全国跑，凡是有造反的地方，地方官当场诛杀，连审判都省了，简直丧心病狂，这事也才过去不到三十年。《汉书》里写地方官，绝大部分都是写治安，其他的什么办教育搞绿化都是一笔带过。所以地方官只要把当地的治安搞好了，就算成功了绝大部分。张敞因为把治安搞好得到刘询高调表扬，正是出于此。

张敞搞治安的技术手段和赵广汉差不多，就是情报网、调查推理等等，不过在判决上，张敞学的是他的前辈，昭皇帝时期最知名的京兆尹隽不疑，隽不疑是以所谓的春秋决狱成名的。就是判决时有两套标准，一是法律条文，二是春秋纪事。如果法律条文说该杀，《春秋》里有类似的记载说不应该杀，那依照哪一个都可以，谁也不会有意见，皇帝也不敢说你判错了，这是从武皇帝时期公孙弘张汤一路传承下来的。大部分的地方官选择的还是前者，一者杀人确实有震慑作用，连皇帝刘询都暗着倾向于杀人；二者地方官里读书人还是少，读过春秋的更少，想玩春秋决狱也玩不了。

张敞倾向于后者，尽量不杀人，能开脱则开脱，如果一定要杀，那么确保杀得有理有据，死得心服口服。所以长安城真正恨张敞的人不多。加上他是皇帝门生，为人又很磊落，还是一口道德文章的读书人，张敞在长安很受欢迎，是明星市长。

这就是为什么张敞能在京兆尹这个大汉帝国最难做的职位上坚持九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