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敞这个人做事很有大家风范，不过性格非常随和，不是正式的场合，讲起话来也是一嘴段子。大家都很喜欢他，下属们跟他也没什么距离。张敞的私生活比较随便，用放浪形骸形容可能过分，大概算不拘小节。下朝后他很喜欢在长安着名的章台街溜达，当年的章台街相当于今天北京的三里屯，上海的新天地，民国时期的八大胡同，是女人扎堆的地方。

章台街上经常出现张敞骑着马，猥琐地左顾右盼的身影。章台街的姑娘们接受采访时说，张市长经常到这里来视察工作。张敞说，我就路过，看看，呵呵，看看。

曾经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个御史闲得蛋疼去听张敞的窗户根儿，告到刘询那里一状，说京兆尹张大人给他的老婆画眉，严重有损汉官威仪。大概是有人想把张敞赶走，又在寻找这种无稽的理由。

由于是朝会公开场合，张敞也正好在场，刘询不好回避，只好八卦地问张敞，有没有这么回事。

张敞皱了皱眉头，答道，这个男人和女人在一个房间里能做的事儿多了，画眉毛才到哪儿。（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

刘询也皱了皱眉头，说得倒也没错。

没给张敞什么处分，也没给那个吃饱了撑的御史什么奖赏。

张敞这种性格的人朋友肯定很多，比如萧望之，廷尉于定国，名门之后杨恽，再比如那个喜欢杀人的严延年。

张敞和萧望之都是读书人，自然共同语言就多，廷尉于定国虽是学法律出身，是刀笔吏，但是为人处事颇有读书人之范，杨恽的来头则相当之大，他爸爸是昭皇帝时期的丞相杨敞，就是有心脏病，后来因为霍光废了昌邑王刘贺的皇位导致情绪波动太大把自己吓死的那个杨敞，而杨敞是司马迁的女婿，也就是说，杨恽的亲外公是司马迁。

杨恽因为老爹的关心也一直在长安从政，事实上，正是因为杨恽向刘询进言，《史记》，当时叫《太史公书》，才得以进入国家图书馆，班固写《汉书》才得以少费许多笔墨，后世人才得以一睹此惊世绝作之风采。

张敞从这些朋友那里受益不浅，但这些朋友，也给张敞带来不少麻烦。比如萧望之，一会儿御史大夫，一会儿丞相，如日中天。朝里有人好做官，张敞能把京兆尹做得这么稳，有萧望之的帮忙。但就是因为萧望之---至少看上去如此---张敞在京兆尹一职上做了九年却得不到任何升迁，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还是今天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北京市市长不可能九年都是一个人。

萧望之认为张敞当世少有的人才，极其优秀的地方官，但太随便，不严肃，少庄重，不适合居大位，像御史大夫，丞相，太傅这样的职位，张敞不适合。刘询是非常同意萧望之这一观点的。京兆尹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官，所以张敞的政治生涯早就到顶了。

杨恽则更过分，张敞因为杨恽差点把命搭进去。

杨恽因为老爹的关系，很年轻就在长安混，从郎官开始做，一直到霍光死了，皇帝和丞相魏相要做掉霍家之时，杨恽为魏相跑前跑后，传递消息，搜集证据。霍家清理干净后，杨恽就升上来了，任职光禄勋，九卿部级。

杨恽的出身应该说好到不能再好，老爹是高官，外公是一代史学宗师，要身份有身份，要文化有文化，所以杨恽身上有不少优点，比如爱读书，他也是《春秋》研究专家，否则不会跟张敞有共同语言，再比如杨恽喜欢散财， 因为他不缺钱用，对钱也就不那么在意。

老爹杨敞给他留了不少钱，杨敞的第二个太太，就是杨恽的后妈，因为杨恽对她很孝顺的缘故，死的时候也把遗产给他了，这两笔钱加一起有一千多万，杨恽给自己留了点老本，剩下的全分给了家族里的人。杨恽爱散财的名声全长安都知道，以至于大家都管他叫杨山郎。铸钱原料都来自开山挖矿，山为财用所出，所以当时山可以代指财富，山郎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钱柜，钱柜杨。

但是这个杨恽有点问题，不知道遗传自谁的性格，他很愤，老愤青一个，对时局的不满都挂在嘴边。比如刚刚提到的一丘之貉，语境是，杨恽感慨说：皇帝从来都信任小人，古今真是一丘之貉啊。这话，正确与否另说，该不该讲另说，但是杨恽一个堂堂部级大员在公开场合这么讲，总是不太合适吧。

杨恽散财，除了他确实把钱看得轻之外，似乎也是在追求某种存在感。

杨恽还喜欢举报，就是咬人。咬人之风缘自秦朝法律，追溯的话还是商鞅变法---商叔太能折腾了，几百年后不留神还会提到他。不过一般有点身份的人还是比较自重的，不会轻易去咬人，这事儿今天看着有点儿下作，当时也一样。杨恽不知道为什么，很好这一口。如果因遭遇不平而举报，这可以叫反抗，可以叫伸张正义，可惜杨恽咬人的出发点是别人做的事不对他的口味，所以要举报，或者，为了报复，而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