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陈垣对他的弟子、国文讲师启功说道：“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开始的，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由于辅仁是不受倭寇控制的大学，华北沦陷区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辅仁为荣。

私立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则只有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任校长的华夏大学，基本保持独立，苦苦维持至抗战结束。

此消彼长之间，汉奸学校日益增多，汉奸的队伍越滚越大。陈垣感慨地说：“抗战时间不能拖得太长，否则跳下去的人将越来越多。”然而抗战时间之长，远超陈垣预料。

为了达到奴化华夏青年、实现思想控制的目的，北平沦陷不久，日伪当局便提出“北大复校”，建立伪北大。

伪北大起初没有校长，担任“监督”的，是民国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汤尔和。汤尔和患肺癌后，接替他出任伪北大第一任校长的是钱稻孙。

钱稻孙少年留倭，对倭寇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跟他提起抗倭，他连连摆手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这种自轻自贱的论调，连金岳霖这种谦谦君子都要跳起来揍他。

钱稻孙的一位朋友，害怕将来倭寇战败，想脚踩两只船，就来征求他的意见，钱竟然回答道:“我就没有想到有那一天!”

担任伪北大校长后，钱稻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自己的叔叔钱玄同出山。

北师大迁往西安时，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因百病缠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虽有留日背景，但终日闭门谢客，侄子请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门去。为了明志，钱玄同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顺民”。

1937年9月19日，旧历中秋。钱玄同日记记载：“‘倭寇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藉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

当时的北平城到处都是倭寇特务，对各界人士进行监督抓捕，这些倭寇特务，有的剃光头，穿长袍，他们参加各行各业，还去考入华夏大雪学，考入学校时用的是华夏人的姓名，每人说一口流利的华夏话。只是后来才渐渐被人知道他们是倭寇人。每个行业都进入了这些特务，使得人人自危，害怕突然被抓！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敌，倭寇数派周去请马裕藻出山，都吃了闭门羹。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