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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对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早已熟悉，但对中国的葡萄酒还闻所未闻。张振勋选择主动出击。他让一众随行人员走到中国馆外，端着摆放着半满品酒杯的托盘，自己用英语叫住经过的每一个犹豫着要不要停下来的行人。“先生，您尝过中国的葡萄酒吗？”有人摇头。“那您愿意成为第一个吗？只需要一小口。”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三十六章旧金山(第2/2页)

看着这位穿着中式长袍的老人，口里说着流利的英语，有人好奇地停了下来，接过杯子。他就在旁边看着那人晃杯、闻香、入口、咽下，看着那人脸上的表情发生变化，看着他们放下杯子时目光重新落在他身上，像在重新打量一个之前没看清楚的事物。

“这是一款来自山东烟台的葡萄酒，甜度低于波尔多的部分酒款，但酸度更为明亮清爽。此外，还有一款白兰地，爆发力强劲，层次分明，余香变化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第二天的参观者多了一些。第三天，人流量明显增加了。一位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美国人在尝过雷司令之后没有立刻离开，站在那里看了张振勋很久，然后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和一支短铅笔，低头快速写了几行字，写完后抬起头来端详了一下张振勋的侧脸：“先生，您不是单纯的商人，对吗？”张振勋正在擦拭一只用过的品酒杯，没有停手：“我是卖酒的。只是卖的方式和一般做买卖的方式不太一样。”

这位记者后来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写了一篇短报道，标题是《中国来的老人》，文中有一段话后来被几家报纸转载：“他站在展台后面的样子不像一个商人在推销他的货品，更像一个传道士在布他的道——他在布一个关于‘中国制造’的道。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口音，可每一个字都像被量过尺寸才放出来的。你听完他的话之后会想：也许中国真的能酿出好酒。”

闭馆之后，张振勋沿着展馆的走廊往回走。经过日本馆时，看见门廊的柱头处已经挂上了一盏纸灯。他站了片刻，看那盏灯笼在晚风里轻轻摇晃。他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篇报道，内容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有一个词反复出现：“日本制造”。那时候他看完之后合上报纸，心里想的是：“迟早有一天，这个位置会换成‘中国制造’。”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是在旧金山到来的，以一杯酒的形式。他转身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脚步声落在木地板上，在空旷的展馆中发出一连串均匀的、持续的回响。

品酒会的邀请函是在开幕后第四天送到中国馆的。

送函的是一个穿制服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带着白手套，递过来一只象牙色的信封，封面印着烫金的花体字：“PalaceofFineArts·WineTastingReception·April17th”。张振勋接过来拆开，里面是一张正式的请柬，上面列出了受邀参展商的名字。他从上往下扫了一遍，没有找到中国馆的名字。他把请柬翻到背面，又看了一遍，还是没有。

“先生，”他叫住了那个送函的工作人员，“这份请柬上为什么没有中国馆？”

那人回过头来，脸上带着一种机械的、被训练出来的歉意。“抱歉，先生。这次品酒会的场地有限，组委会优先安排了已有国际声誉的产区……”

“我明白了。”张振勋把请柬折好，放回信封里，没有还给那人，“你是送信的，我不为难你。请替我转告组委会——明天上午，我去拜访。”

第二天上午，张振勋走进了组委会设在艺术宫二楼的办公室。他没有拿任何文件，也没有带翻译，只是一个人推门走了进去，在门口站定。

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穿着西装，面前摊着文件和地图。他们看见一个穿长袍的华人走进来，其中一位年长的男性站了起来：“您是？”

“我叫张振勋，中国馆的参展商。”他没有走进房间里面，只是站在门边，“我来问一件事：明天的品酒会，为什么中国馆的葡萄酒不在邀请名单上？”

年长的那位似乎早有预料，清了清嗓子：“张先生，这是一个由资深酒评人组成的小型品鉴活动，场地有限，受邀者需要提供至少十年的获奖记录——”

“我的酒在烟台已经酿了二十多年。”张振勋的声音不高，也没有加快，“今天它们被运来旧金山，放在中国馆的展台上——它们的品质对得起这间展厅里的任何一位品鉴者。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值得获奖，可它们值得被倒进杯子里。这就是我来的理由。”

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停顿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如果贵国的待客之道就是把一个国家的展品排除在外，我尊重你们的规矩。那么我现在就把中国馆的展台撤了，带着我的酒回去。你们也可以把这件小事留在组委会的记录里，作为你们的荣誉。”

那三个人彼此交换了一个极其短暂的眼神。然后年长的那位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短号，对着话筒说了几句话。他放下听筒，朝张振勋微微欠了一下身，手套在灯光下闪了闪：“张先生，明天下午三点，请派人把酒样送到艺术宫西厅，我会亲自把它们列入品鉴名单。”

张振勋站在那里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好。明天下午三点，我派人送来。”

他转身走了出去，步子不快不慢。门在他身后轻轻合上，合页转动的声响在走廊里散开，像一个极轻的句号。

品酒会那天，中国馆的酒样被摆在了主品鉴区的西侧。

位置不算最好，可在主展区的边界之内，近得足以让经过的品鉴者停留下来多看几眼。张振勋没有亲自到场。他让随行的张彬郎把酒样送了过去，还附了一张手写的短笺，上面只有一行字：“酒在瓶中。品者自知。”

那天傍晚张彬郎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封回函，封面上印着品酒会组委会的公章。张振勋坐在中国馆角落的一把木椅上，戴着老花镜，接过信函，拆开，缓慢地看完，把它平整地折好，放回了桌面。“几款都进了复评。”他扶了扶眼镜，语气平稳得像在报一笔刚刚核对的货运账目，“红玫瑰和可雅还有可能进下一轮。”他说完，摘下眼镜放在桌面上，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按了按鼻梁两侧的印痕。“明天你去跟黄先生说一声——那面墙上的字，再往左偏半寸，挂在正中。进门的人第一眼就应该望见它。”

张彬郎点了点头。他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张振勋还坐在那把椅子上，正侧着头望着窗外旧金山的暮色缓缓沉入海面。夕照从那扇窄窗斜斜地铺进来，落在他的肩头和身侧的桌面上，把桌面上那封公函照成了半透明的淡金色。他坐在那片缓缓沉落的光线里，没有动。

他想起出发前，报聘团从上海登船的那天，码头上有人问他，七十多岁的人了，为什么还要漂洋过海去一个陌生的国度。他没有回答。可此刻他坐在这间临时的木结构展厅里，看着夕照一寸寸退去，心里浮上来的是一句更早的话。那是二十多年前，他在烟台的海边圈下第一片葡萄园的时候，有当地的老人摇着头说，中国的水土种不出酿酒葡萄。他当时也没有回答。他只是把第一株葡萄苗插进土里，浇了水，然后站在田埂上看了很久。

此刻旧金山的暮色正沉入太平洋。海的那一边，是烟台。是那片他亲手栽下的葡萄园。是二十三年里每一个秋天被踩进木桶的葡萄汁，在橡木桶里一年一年地睡着，等着被叫醒的这一天。

海风从窗缝里挤进来，带着盐和远方礁石的气味。他闭上眼睛，闻到的却是烟台海风里那股潮湿的、微咸的、夹着葡萄藤清香的味道。他在这张椅子上坐了很久。直到暮色彻底落下，展厅里只剩下那幅字在暗处泛着极淡的光，像一只闭着的眼睛，在夜里继续看着，等着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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