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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旧金山(第1/2页)

太平洋的风比烟台的海风更干爽一些。张振勋站在博览会中国馆的门口，看着工人们把最后几箱展品从卡车上搬下来。中国馆的位置在九曲花街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左右紧邻日本馆和巴西馆。建筑本身是临时的木结构，刷着红漆，檐角微微上翘，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写着“中国馆”三个字。

这一年是1915年。太平洋两岸的目光都汇聚在这座城市——旧金山。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来自31个国家的20多万件展品在这里展出，参观者超过1800万人次，创下了当时博览会规模之最。中国的参展商品有茶叶、瓷器、丝绸、白酒和张裕葡萄酒，共有4000多件。

距离博览会开幕只剩下五天。

黄炎培在展馆内，站在展厅中央的一张长桌旁边，桌上摊着布展平面图，手里捏着一支红铅笔，正在图纸上画着什么。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看见张振勋，放下笔走过来，脸上带着一连数日缺乏睡眠的痕迹。“张先生，我们的位置比预想中偏了一些。日本馆那边有预算充裕的优势，设备来得早、展位布置已经完成了大半。欧洲各国的展馆也一样。”他顿了顿，“我们的展品还在海关那里。要后天才能提出来。”

张振勋环顾了一圈这个空荡荡的展厅，阳光从高窗斜斜地落在还没铺完的地板上，把那些裸露的木纹照得有些发白。“不急。先把能摆的东西摆好。丝绸、瓷器、茶叶，该挂的挂起来，该铺的铺出来。等酒到了，再腾位置。”

黄炎培点了点头，又补了一句：“张先生，日本馆那边除了丝绸瓷器，还有清酒和威士忌的展台，布置得很讲究。”他的声音不高，可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很清楚。

张振勋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展厅靠里的位置，站定，转过身来看着整片空间。“日本馆有日本馆的摆法。我们有我们的。”他抬起手指了指正对大门的那面墙，“那面墙，我要挂一幅字。”

“什么字？”

张振勋把夹在臂弯里的画盒放在桌上，解开布条，打开盒盖。宣纸上的四个字在展厅午后的光线里泛着一层温润的光，像在旧木桌面上缓缓睁开了一双极深的眼睛。

黄炎培走近，低头看了很久。“品重醴泉。”他念完，抬起头来看着张振勋。“孙先生写的？”

“民国元年八月，他来烟台的时候写的。”张振勋的指腹在盒口内沿停了一瞬，“挂在那面墙上。让每一个进来的人，先看见它，再看别的。”

黄炎培没有再问，接过那只画盒，转身朝那面墙走去。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展厅里轻轻回荡着，每一步都踩在尚未铺设完成的木质地板上。

张振勋站在原地，看着那幅字被挂上墙面的整个过程。宣纸被从盒中取出、展平、对齐、固定。当它最终安静地停留在那面墙的正中央时，整个展厅忽然有了一只眼睛——一只注视着所有进入者的眼睛。

开幕前三天，中国馆的布展确实如黄炎培所说，进度紧张。报聘团在旧金山租用的场地大小和展陈用材都有限，有些展品还在木箱里没有拆封，标签还没有贴完，各处都显得仓促。一位从上海来的参展商提议把展品摆得紧凑一些，这样可以显得充实。张振勋站在张裕展台旁边，把几瓶可雅白兰地从木箱里取出来，用一块软布擦了擦瓶身，整齐地排到展台上，退后半步看了看，又调整了其中两瓶的间距。

“不用紧凑。”他说，“留点空，更吸引人走过来看。”

与此同时，一些参观者正在展馆里缓慢地穿行，有人在中国馆的展台前放慢了脚步，看了看几匹丝绸和几件瓷器，又继续往前走了。张振勋站在张裕展台后面，看见一位穿着深色外套的美国记者在他附近停留了片刻，目光在展台上的一张手绘图上停了一下——那张图是张振勋自己画的，用铅笔勾勒了葡萄从采摘到发酵到陈酿的流程，线条简洁，旁边用英文标注了几个工序名称。那位记者看了几秒钟，抬头问了一句：“这是哪里的产品？”

“中国山东烟台。”张振勋说。

记者在手边的笔记本上记了一笔，又看了那张图一眼，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了。他没有再停下来看那些酒，也没有喝上一口。

真正的争议发生在开幕前一天的一次品酒会上。

那是一次面向各国参展商和媒体的预展酒会。主办方在中央大厅摆了长桌，给各国展商安排了自己的展示位置。张振勋到的时候，发现张裕的展位被安排在了大厅最东侧的角落——那是一张靠墙的小桌子，旁边就是侧门的通道口。来往的人脚步匆忙，很少有人会在这个位置停下来看一眼桌面上摆着的任何东西。

他站在原地，看了那张桌子大约十几秒钟，然后转身穿过大厅，沿着走廊找到了展商联络处，在柜台上敲了一下铃。一位穿白衬衫的美国工作人员走过来，张振勋用英语说：“我是中国馆的张振勋，我需要见你们的场地主管。”

那位主管大约十分钟后来到了。是个身材敦实的中年人，衣领上别着一枚博览会官方的金属徽章，见面时先问了张振勋的展商编号和所属国家，然后把他的身份和展品信息与名册上的记载对了一下。对完之后，他的语气没有明显的变化，依然是那种公事公办的平和语气：“张先生，场地分配是提前抽签决定的，随机性很大，无法随意调整——”

“如果这是贵国的待客之道，”张振勋把两本册子并排放在桌面上，手指在印着中国馆名的那一页页眉处轻轻落了一下，“那我现在就撤展。我带来的酒，我自己拉回去。”

场地主管愣了一下。他低下头，看了一眼张振勋摊开的名册上的五色旗标记，又抬头看了看面前这位穿着灰布长衫的老人，停了大约三秒。

“张先生，请稍等。我去跟组委会沟通。”

那天下午，张裕的展位被调到了大厅中段的主展示区，旁边是法国的葡萄酒展台和意大利的橄榄油展台。场地主管亲自带着两个工作人员把那张长桌搬到了新位置，又把展台上那几瓶酒重新在桌面上按高低顺序摆好。主管在离开前又走回来，在桌沿处停了一下，对张振勋说了一句“祝您展出顺利”，然后才沿着走廊往回走。

重新布置完展台之后，张振勋在展台后面的椅子上坐了片刻，把怀表掏出来看了一眼时间，又合上放回衣袋里。

博览会正式开幕那天，张振勋穿了一件藏青色的长袍，袖口卷到小臂，便于操作展台上的开瓶器和品酒杯。中国馆的展台在正厅靠左的位置，展台本身不算大，可那幅“品重醴泉”挂在正后方，纸面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温润的光，每一个从主通道走进来的人都能看见它。他站在展台后面，面前摆着四只打开的酒瓶和二十只洗干净的品酒杯。第一天的参观者比他预想中少，大部分人都被日本馆的清酒展台和法国馆的葡萄酒展台吸引过去了。偶尔有人经过中国馆，但远远看了标签上的“中国·烟台”字样，停顿一下，又继续朝别的展馆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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