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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暗流

民国二十八年冬，上海地下抗日力量的格局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震荡。

军统上海站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一个代号“狐狸”的军统特工叛变投敌，向76号供出了军统上海站的整个组织架构、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一夜之间，军统上海站的正副站长、四个情报组长、十几个外围联络员，全部被捕。

**岐是少数几个逃出来的人之一。他躲在法租界一个朋友的寓所里，三天没有出门。藕节是在第四天见到他的。他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胡茬青碴碴的，中山装的领口敞着，像一个在赌场里输光了全部家当的赌徒。

“金小姐。”**岐的声音嘶哑，“上海站完了。”

藕节沉默了片刻。“剩下的人怎么办？”

“撤。能撤的撤，撤不走的——蛰伏。”

藕节知道“蛰伏”是什么意思。藏起来，不动，不联络，不行动，像冬眠的蛇一样蜷在黑暗的洞穴里，等待春天的到来。但没有人知道春天什么时候来，也许永远不会来。

“金小姐，军统在上海暂时动不了了。但你的泥鳅会还在。”**岐抬起头，看着她，“军统不能做的事，你能不能做？”

藕节看着他，没有回答。她站起来，走到窗口，看着窗外法租界的街景。霓虹灯还在闪，汽车还在跑，穿着旗袍的女人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穿着西装的洋人还在酒吧里喝威士忌。

上海没有变，变的是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像多米诺骨牌。军统倒了。中统早就散了。共的地下组织被打散了又聚起来，聚起来又被打散。泥鳅会是唯一一个还在运转的。

藕节转过身，看着**岐。“我做。”

**岐站起来，走到藕节面前，朝她伸出手。藕节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干，虎口还是那么厚的老茧，但他的眼神比从前多了一种东西——不是信任，是托付。

民国二十九年，春。藕节二十三岁。

泥鳅会的行动比以前更加频繁了。藕节在军统蛰伏、中统溃散、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的真空期里，接下了几乎所有针对汉奸和日本目标的暗杀任务。

她的刺杀名单越来越长，刺杀频率越来越高。民国二十八年，她亲手执行了五次刺杀。民国二十九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她开始从泥鳅会的成员中挑选和培养刺客——那些像她一样没有牵挂、没有退路、眼睛里烧着火的人。她给她们起了统一的代号——“泥鳅”，不是名字，是身份。每一个接过藕节递来的短刀的人，都叫“泥鳅”。爹爹的泥鳅，从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影子，从一个影子变成了一群人。

铁罗汉教会了藕节用短刀，藕节用这把短刀教会了另外五个人。她不教花哨的招式，只教一招——一刀毙命。从背后，从阴影里，从黑暗中。刀入肉体的角度、力度、深度，一刀致命，不能多一刀，因为多一刀就多一分暴露的风险，多一刀就多一分失败的可能。

苏雪没有学杀人。藕节不让她学。藕节需要她活着，因为在整个泥鳅会里，只有苏雪知道所有的事情——每个人的代号、每个安全屋的位置、每条情报的来源和去向。藕节把所有秘密都告诉了她，不是因为她不怕苏雪叛变，而是因为她知道苏雪不会。有些事情比死更重要，苏雪是这样的人。

民国二十九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藕节在裁缝铺的后间见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顾人凤。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边跟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那男人穿着灰色中山装，面容清癯，目光沉静，身上有一种让人不敢在他面前大声说话的气质。藕节第一眼看到他，就猜到了他的身份——共。不是苏雪那种普普通通的交通员，是那种坐镇后方、运筹帷幄的角色。

“藕节，这位是——”顾人凤顿了顿，“老周。”

老周。没有名字，没有职务，没有来历。

藕节打量了他一会儿。“顾先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顾人凤知道藕节问的不是老周的身份，问的是他为什么要带一个共的人来泥鳅会。

“藕节，国共合作抗日，这是蒋委员长的决策。老周是——”

“我知道他是谁。”藕节打断他，“我是问你，你带他来干什么。”

老周开口了。“金小姐，久仰大名。”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像水从高处流下来，不急不缓。“我在上海工作了三年，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事。你和你父亲一样，是一条硬汉。你父亲在世时，虽然走了革命党的路，但他和共北方组织有过交集。同盟会时期，两党共同反清；护国战争时期，共同反袁。如今日寇当前，民族存亡之际——金小姐，共想和泥鳅会合作。”

藕节没有说话。

“不是收编，不是指挥。是合作。你有人，我有渠道。你有刀，我有情报。你有杀敌的决心，我有杀敌的计划。”老周伸出手，“金小姐，合作愉快？”

藕节看着那只手。不是**岐那种干硬的、虎口有老茧的手。这只手也粗糙，也有老茧，但老茧的位置不同——虎口没有，食指和中指的第一关节有。长期握笔的人才会在那个位置长茧。她伸出手，和老周握了握。

“合作愉快。”

老周笑了。

藕节知道，从这一天起，泥鳅会不再是军统的外围组织了，它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不属于共，不属于国民党，不属于任何人。它只属于她自己。

第十五章·除夕

民国二十九年，腊月三十，除夕。

上海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雪。雪不大，细细碎碎的，落在法租界的梧桐树上，落在霞飞路的柏油路面上，落在“金记裁缝铺”的招牌上。周师傅和两个学徒已经回家过年了，铺子里只剩下藕节一个人。铁罗汉在后院的天井里打了一趟拳，收了势，站在雪地里喘着粗气，驼着背，跛着腿，像一棵歪脖子老松。李燮和在二楼的账房里算账，打算盘的声音噼噼啪啪地传下来，像过年的鞭炮。

藕节一个人在铺子里扫地、擦柜台、整理布料。做这些事的时候她心里很安静，安静得像老家天津小院那棵枣树下雪落的声音。娘在天津的烟纸店里过年，不知道她除夕吃什么，不知道她一个人寂不寂寞。她去年写信给娘，说她今年一定回去。她没有回去。

不是不想回，是不敢回。她身上背着的人命债太多了，她怕把危险带到娘身边。她怕有一天日本人和76号的特务顺着她这条线摸到天津去，把娘从烟纸店里抓出来。

她把柜台擦干净，把算盘上的灰吹掉，把爹爹的照片从抽屉里取出来，放在柜台上。照片里的爹爹穿着月白色长衫，站在老槐树下，微微侧头看着镜头，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藕节用手指轻轻摸了摸照片上爹爹的脸。

“爹爹，过年了。”

没有人应。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热闹得不像是在沦陷区。

顾人凤是傍晚来的。他提着一个食盒，里面装着四样菜——红烧肉、清炒虾仁、糖醋排骨、腌笃鲜，还有一壶绍兴花雕。

“我让家里厨子做的。”顾人凤把菜一样一样地摆在柜台上，“你一个人在店里过年，我不放心。”

藕节看着那四样菜，看着顾人凤被寒风吹红的脸颊和鼻尖，看着他肩膀上还没有化完的雪屑。

“顾人凤，你不回家过年？”

“我家在上海，天天都能回。今天陪你。”

藕节没有再说什么，去后院拿了碗筷，两个酒杯。铁罗汉和李燮和也被叫了下来，五个人围着柜台坐着，吃菜喝酒。铁罗汉喝了几杯花雕，脸红了，话多了，开始讲金绍白在北京的旧事。讲他在竹苑里扎马步扎到腿发抖也不肯停，讲他在天桥唱曲唱到万人空巷，讲他和沈碧桃在佛堂里拜堂成亲时藕节在门外喊“爹爹脸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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