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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春。

金绍白十八岁了。

十八岁的金绍白，站在竹苑的老槐树下，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他身上，斑斑驳驳的，像碎金子。他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长衫，袖口挽了两道，露出线条分明的小臂。腰间系着一条青色的丝绦，挂着一块白玉佩——那是静澜送他的生日礼物。

赵妈从廊下经过，看了他一眼，愣在原地。

“六少爷，您这模样，走出去怕是要惹祸。”赵妈笑着说。

金绍白转过头，桃花眼里带着笑意：“赵妈，我这张脸，惹的祸还少吗？”

赵妈啐了一口，笑着走了。

金绍白走到井边，打了一桶水，弯腰洗脸。凉水激在脸上，毛孔收缩，人更清醒了。他抬起头，水面上倒映着一张脸——眉如远山，目若朗星，鼻梁高挺，薄唇微抿，鬓角那缕缕银丝在阳光下像霜一样白。

他看了片刻，把水泼掉，起身去书房。

顾砚秋已经在等他了。

“先生，今天学什么？”金绍白坐下来，铺开纸，研墨。

顾砚秋没有拿书，而是从袖子里抽出一封信，放在桌上。

“你看看这个。”

金绍白展开信，一目十行地看完，眉头微微皱起。

信是顾砚秋的一个同窗写来的，此人在天津北洋大学堂任教，信中提到了金绍白在《新声报》上发表的文章，说“此子才气纵横，然锋芒太露，恐招人忌”。信的末尾，附了一句让金绍白心头一跳的话——“京师有人欲以此子为靶，不可不防。”

“先生，谁要对付我？”金绍白放下信。

顾砚秋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慢慢喝了一口，才说：“你想想，你在报纸上骂过谁？”

金绍白想了想：“我骂的人多了。贪官污吏、顽固守旧、洋奴买办，哪一个没骂过？”

“骂得最狠的呢？”

金绍白沉默了。

他骂得最狠的，是那些“世家子弟”——靠着祖荫混日子、欺压百姓、横行霸道的那群人。他在一篇题为《膏粱》的文章里，把这些人的嘴脸描绘得入木三分，其中有一段话，几乎指名道姓：

“京城世家，有某氏子，以祖荫得官，不学无术，日以斗鸡走马为事。尝于闹市纵马伤人，不道歉，不赔偿，扬长而去。其人面如冠玉，心如蛇蝎，真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也。”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某氏子”说的是大少爷金绍祺。

金绍白承认，那篇文章是故意的。他就是要让金绍祺难堪，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这位大少爷是什么货色。

但他没想到，金绍祺的反应比他预想的更激烈。

“你是说，大哥要对付我？”金绍白问。

顾砚秋摇了摇头：“不只是你大哥。你大哥背后有人。”

“二姨太。”

“不止。”顾砚秋压低了声音，“你知不知道，你大哥在衙门里跟谁走得近？”

金绍白想了想，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名字：“庆宽？”

顾砚秋点了点头。

庆宽，内务府大臣，慈禧太后的宠臣，以贪腐著称，人称“庆王爷”。此人在朝中权势熏天，门生故吏遍布天下。金绍祺能攀上这棵大树，全靠二姨太张氏娘家的关系——张家是天津盐商，和庆宽有生意往来。

“庆宽的人已经放话了，说你的《新声报》‘妖言惑众，有辱国体’，要找个机会封了它。”顾砚秋说，“你自己掂量掂量。”

金绍白沉默了很久。

“先生，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顾砚秋看着他，叹了口气：“要我说，你就把报纸停了，安心读书，考个功名，将来在朝中谋个一官半职，安安稳稳过日子。”

“先生知道我不会停。”

“我知道。”顾砚秋苦笑，“所以我只是说说。你这个人，从第一天起就不安分。泥鳅嘛，天生就是在泥里打滚的，你让它安安稳稳待在清水里，它反而活不了。”

金绍白笑了：“先生骂人都不带脏字。”

顾砚秋正色道：“我不是骂你。我是提醒你——泥鳅能在泥里活，是因为它滑，抓不住。你也要学会滑。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该躲的时候躲。别让人抓住你的把柄。”

金绍白记住了。

但他没有告诉顾砚秋，他已经在准备一件更大的事。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金绍白做了一件让京城文化界震动的事——他在天桥搭了个台子，公开唱曲。

不是唱戏，是唱“新曲”。

他把母亲柳如烟教他的琵琶技艺，和西方音乐结合起来，创作了一批新式曲目。有根据古诗谱曲的《将进酒》，有描写时局的《醒狮歌》，有歌颂爱情的《自由花》。他用白话文写词，用琵琶伴奏，唱腔介于戏曲和民歌之间，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洋派的，自成一格。

第一场演出，来了不到一百人。多数是来看热闹的——王府的六少爷在天桥唱曲，这不是笑话吗？

但金绍白一开口，所有人都闭嘴了。

他的声音不算洪亮，但有一种说不出的穿透力，像一根针，直直地扎进人的心里。他唱《醒狮歌》的时候，台下有人哭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秀才，拄着拐杖，站在人群里，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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