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的书房内，朱由榔正与户部尚书龚彝讨论着国家财政的问题。

屋内灯火通明，映照着两人忧虑的面孔，他们面前铺开的账册记录着大明每月庞大的开支，如同一道道沉重的锁链，牵绊着帝国的前行。

“目前，朝廷每月的开支大约在五十万两白银。”龚彝沉声汇报，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一丝忧虑。

军饷是每月必不可少的巨额开销，高达三十万两白银。大明的常备军力共达十六万，其中刘文秀领有四万雄兵，李定国手握五万精兵，而朱由榔亲自指挥的天威军则有一万勇士。白文选、冯双礼、祁三升三位将领各率两万精兵，他们曾是孙可望的部下，现在则是朱由榔的亲信。

基础建设的费用同样不容小觑，每月需五万两白银。贵阳向外延伸至播州、镇远、遵义的官道正在紧张施工，这些道路是连接西川、湖广和广西的重要通道，对朱由榔而言，这是对未来的投资。

铁矿石等原材料的采购，每月耗费约五万两白银。尽管贵州矿产丰富，但受地形限制，运输成本高昂。在陈应龙的建议下，朱由榔选择从广东的阳江、阳春等地购入铁矿石。粤西地区目前还在大明义军的控制之下，大明两广总督连城璧、东阁大学士郭之奇、虎贲将军王兴等在那里组织义军，抗击鞑子的靖南王耿继茂。

粮草的采购也是一项重大开支，每月需五到十万两白银。朱由榔不仅从湖广购入粮草，还秘密派遣特工以粮商的身份，借助郑成功、张煌言等人的力量，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采购粮草。运输成本在这项开支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日常行政费用也需五到十万两白银，使得贵阳府库中的二百六十万两白银，仅能维持大约五个月的开销。

好消息是，云南、贵州的赋税即将收缴完毕，预计能够补充国库二百万两白银。这笔款项，对于缓解当前的财政压力，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昔日，孙可望带领大西军进入云南，便大刀阔斧地实行了“营庄制”，将土地从权贵和土司手中收回，重新分配给百姓，以“官四民六”为标准，让无数平民得以安居乐业。他在云南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他发布“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的复业令，鼓励百姓回归农业生产。在政治上，他与明朝的官绅合作，在经济上则剥夺他们的土地资源，同时将忠于明朝的土司武装力量逐步收编为自己的军队。

这一系列政策，使得云南一地“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为朝廷提供了充足的物资支持。

孙可望在云南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令朱由榔深受启发，不禁思考起即将推行的商业税试点改革。

当前大明的税收体系混乱无序，特别是商业税，其在国家总税收中所占的比重竟不足一成，这一现状亟待整顿。

回顾明朝初期，商业税起步较低，实行的是宽松的“三十税一”政策。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业日益兴旺，商业税收的潜力逐渐显现。朝廷在诸如河西务、临清、九江等关键商业交通要道设立税关，对过往商人征收商税，以期增加国库收入。

然而到了万历年间，商业税的税率不升反降，从“三十税一”降至“六十税一”，更对小规模商人实行免税政策，年营业额在四十两白银以下的商贩得以免税。万历早期的商业税收数据显示，“盐税收入二百五十万两，茶税十余万两、市舶税四万两、通过税六十万两、营业税二十万两，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对于一个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

万历之后，商业税的征收实际上已停滞许久。这既是因为朱元璋时期定下的“重农抑商”政策影响深远，也与朝廷税收政策的混乱不无关系。

朱由榔心知，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制定新的商业税政策。

而孙可望在云南的改革虽然仅仅涉及田税，却值得借鉴。

“陛下所定商业之许可证，商贾欲行商，必先至商业局登记，依其季报，缴纳商税。今有三虑：一者，是否按其行业规模，定不同税率；二者，如何辨其季报真伪；三者，对虚报者，如何惩处。”龚彝说道，这些天他也召集户部诸官员商议商业税之事，这三项是他认为影响税收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龚彝所说的三点，朱由榔一听便明白，不过如制定税率需要仔细思考，这又涉及到各行业特性的问题。

朱由榔对此也多有思考：“酒、茶等，为生活之调剂，可稍增税率；而粮食等民之必需，宜低其税。”

朱由榔建议将商业税分为四档。

奢侈品类，如酒、茶、珠宝、金银、矿产，定“五税一”；一般消费品类，如衣物、家具、工艺品，定“十税一”；服务类行业，如运输、餐饮、住宿等，定“二十税一”；基本消费品类，如粮食、蔬菜、水果，定“三十税一”。另外，对年营业收入不足一百二十两者，先收后补，减免税赋，以助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