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

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所包含的言外之意显然并不简单，我问道：“我们认识？”

估计我的反应在他的意料之外，他顿了顿才重新组织好语言：“十八年前，明城品悦博物馆，当时你拦住我说你跟你哥走散了，后来你找到他了吗？”

“首先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渠城人我从来没有去过明城，其次我只有一个弟弟，搞不好那会儿他根本还没有出生，我想你应该认错人了。”我歉意道，“更何况你也说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你们年纪不大，现在早就变了个样子，就算你记忆力超群，又怎么可能仅凭一面之缘就认出我和他是同一个人？”

没想到对方还挺执着，很肯定地说：“不管一个人怎么改变，他身上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我相信我的直觉。”

我不由仔细打量了他一眼，说真的这哥们比我有辨识度多了，身材高挑挺拔、五官轮廓分明，尤其是那双眼睛，深褐色的瞳孔中隐约浮动着一抹金丝银线般的光泽，让我想到“白虹贯日”等莫名其妙的字眼，如果我以前见过他，倒是真的会过目不忘。

可我对此丝毫没有印象，而且我刚刚说的是实话，我的确没有去过明城，所以不太可能跨越千里的距离去认识一个原本应该认识的人。

就在我们僵持在门口之际，脚步声从楼下传来，没一会儿方遂宁拎着一个饭盒出现在了走廊另一头，对方回头看了一眼，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递了过来：“如果你想起来了什么，可以打我电话。”

说完他转身下了楼，我好奇地看了看手里的名片，上面的内容非常的简洁，只有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那边方遂宁也走了过来，顺势瞄了一眼：“章辛成？有点耳熟，好像是陂头的同行？不知道这小子拉了谁来当冤大头……”

他很快失去了兴趣，一边示意我把门打开，一边说：“看我对你多好，怕你饿着特意先把吃的送上来。对了，明天其他投资人也会来，陂头他们在水电站的柑橘园搞了个茶话会，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对于这种活动我向来敬谢不敏，顺口就拒绝了：“你去吧，我要留在招待所看资料。”

“我就知道。”他嘴里嘀咕一句，扭头进了房间，在门边摸索了片刻，啪嗒一声将房里的灯开了。

我就着灯光扫了几眼，心里还算满意。

这房间不是特别大，但该有的都有，装修风格也非常合我口味，唯一不好的是阳台和房间之间只隔着一个圆拱中空的多宝阁，别说落地窗连个屏风都没有，再加上床正对着阳台放着，躺上面视线一眼就能穿过阳台落在对面黑黢黢的山林间，相当没有安全感。

当时我就想去换个房间，不过考虑到初来乍到也不好太过麻烦别人，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方遂宁赶着去吃饭，放下饭盒就溜了，我却没什么胃口，关了房门本想躺床上休息一会儿，但面对着空荡荡的阳台，怎么感觉都不对，索性走到书桌边将笔记本插上电源继续白天的工作。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我始终无法集中精神，最后盯着那张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照片出了会儿神，这是一枚玉瑗的特写，据说是我一位未曾谋面的师兄二十年前拍的，非常的专业，连内侧阴刻的纹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这枚玉瑗的出土和我这位师兄乃至老于本人都有着莫大的联系，因为当时正是他们师生主持了那次抢救性发掘。

当然，对于其中的细节我不得而知，只听说后来出了事，他们两个也相继离开了考古队隶属的研究所，没多久老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从一味舍”，直至它慢慢发展、壮大至今，至于那位师兄十几年前就已经音讯全无了。

或许这就是老于这么多年来依然执着于研究它的原因，只是最近他好像渐渐放下了这件心事，不然也不会把这个难题扔给我，不过等我看完资料我才发现这个难题并非出自玉瑗本身，而是它背后隐藏的问题。

首先，就器型、纹饰和技艺特征来看，这枚玉瑗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可它本身的断代只到唐代，也就是说这很有可能是一枚唐仿古玉瑗，甚至存在着一枚一模一样的高古玉瑗原件。

其次，这枚玉瑗并非出土于唐墓，而是一座民国墓，如果它原本是一件明器，那就意味着它曾经被盗过，那么它的原主人会是谁？

关于这枚玉瑗还有一个更为离奇的疑点，经过研究对比它上面的纹饰出现在了另一批文物上，而后者全部出土于上个世纪末在凤月顶发现的“仓古文化遗址”，怪就怪在这个仓古文明活跃的时期和夏朝相当，两者之间的跨度将近千年，它和玉瑗原件之间又会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对此我毫无头绪，和很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文物一样，也许这枚玉瑗身上的种种疑团最终也会成为无解之谜，除非随着其他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能出现更多有价值的、和它有关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