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吐谷浑首领伏允为与多年未见的儿子慕容顺团聚，同意与唐朝结盟，率吐谷浑主力大军前往凉州攻击李轨凉国势力，并取得了初步胜利。

皇帝李渊心情大好，在朝堂之上对群臣说道：“吐谷浑与我大唐结盟，共讨李轨，此乃天助我也！凉州若平，河西可定，天下统一指日可待！”

群臣纷纷称贺，气氛热烈。此时，兼任尚书令的秦王李世民上奏道：“父皇，近日宇文士及和封德彝派来使臣，请求从济北前来投靠。此二人皆为隋朝旧臣，颇有才干，若能为我大唐所用，必能助我朝更添助力。”

李渊闻言，欣然点头道：“宇文士及在隋朝官员中颇有名望，与其兄宇文化及两人接人不同。宇文化及虽曾弑君篡位，暴虐无道，但宇文士及素有贤名，为人正直，若能真心归顺，实乃我朝之幸。至于封德彝此人，虽在隋朝为官时谄媚巧诈，不够忠诚，但其才具非凡，若能为我所用，或可助我大唐安定天下。世民，此事便交由你全权处理，务必谨慎行事。若其真心归顺，可酌情任用；若其心怀二意，则不可轻信，以免贻害朝廷。总之，需示我大唐宽厚仁德，亦不可失之过宽，损我朝威仪。”

据正史记载，宇文士及在隋朝末年确实以贤能着称，与其兄宇文化及的暴虐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从人品上看，宇文士及为人正直，待人宽厚，深得同僚和百姓的敬重；而宇文化及则残忍嗜杀，弑君篡位，名声狼藉。在德行方面，宇文士及恪守臣节，忠于职守，虽身处乱世却始终秉持仁义之心；宇文化及则野心勃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弑君自立，德行有亏。性格上，宇文士及沉稳谦和，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处事冷静；宇文化及则刚愎自用，性情暴烈，常因一时之怒而酿成大祸。在大局观上，宇文士及深知天下大势，顺应民心，归顺唐朝后为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尽心竭力；宇文化及则只顾一己私利，逆天而行，最终众叛亲离，身死名灭。兄弟二人虽同出一门，却因人品、德行、性格和大局观的巨大差异，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结局也天差地别。

而封德彝在隋朝时正如皇帝李渊所言，其以善于逢迎、巧言令色着称。前文中我们介绍过封德彝，是北齐太子太保封隆之之孙，隋朝通州刺史封子绣之子。他早年曾为杨素幕僚，后负责督建仁寿宫，升任内史舍人。在隋炀帝时期，封德彝受到内史侍郎虞世基倚重，他通过揣摩上意，专门捡皇帝爱听的说，如果有外臣上书犯颜进谏就一律扣押不给皇帝看到，导致贤能之人不能施展才华，使得朝政逐渐败坏。后来归顺唐朝后，其品行一直备受争议。

李渊在当时得知封德彝与宇文士及一起前来，既表现出对人才的重视，又对封德彝的过往有所警惕，体现了他在用人上的谨慎态度。同时，他将此事交给李世民处理，也显示了对李世民的信任和器重。

李世民领命，随即安排礼部与兵部协同，准备迎接宇文士及和封德彝的归顺事宜。

朝堂之上，群臣见皇帝如此重视人才，纷纷感慨大唐气象日盛，天下归心之势已成。在唐初，接待前来投降的人员主要由尚书省负责，具体事务则由尚书省下属的礼部和兵部协同处理。礼部负责接待、礼仪安排，兵部则负责投降人员的安置和军事相关事宜。

尚书省的最高长官是尚书令，但由于唐初尚书令一职常空缺，由秦王李世民代任，实际事务由尚书仆射主持。

唐初尚书令一职长期空缺并由秦王李世民代任，主要源于其特殊地位和政治考量。李世民作为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威望极高，李渊对其极为倚重，以其兼任尚书令既是对其功劳的肯定，也是对其权力的认可。尚书令作为尚书省最高长官，总揽全国政务，权力极大，为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唐朝初期有意不设此职，而由李世民以亲王身份代行其职，既保证政务运转，又防止权臣专权。

此外，唐朝初年朝廷内部存在权力斗争，尤其是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李渊通过这一安排既维持了政治平衡，也为李世民日后掌握朝政大权奠定了基础。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顺利继位为唐太宗，尚书令一职的空缺也为其集中权力提供了便利。在当时，这一安排既体现了对李世民功劳和地位的认可，也反映了唐朝初年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李渊的统治智慧。

尚书省下属的礼部的最高官员是礼部尚书，负责具体的接待礼仪。兵部的最高官员是兵部尚书，负责投降人员的安置和军事安排。

投降人员到达后，先由地方官员上报朝廷，随后由礼部安排初步接待。礼部会派遣官员迎接，并安排住宿和饮食。 礼部根据投降人员的身份和地位，安排相应的觐见礼仪。觐见皇帝时，投降人员需按照规定的礼仪程序进行，如行跪拜礼、献上降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