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郝磊。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生理学意义上的父母给我起了这样充满恶意的名字，每一次有人叫我的名字，都仿佛在说“好累”。

好累，好累，郝磊，好累。

人的躯体明明那么脆弱，只需要一场病痛就能轻易折断，就像我的父母，在无人在意的角落死于不知名的疾病。

那天，我坐在床头，冷眼看着女人枯黄的脸，看着最后一丝生机从她的身体离开，我的心情就像一旁的心电图一样平稳。

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但我知道，她是累死的。

她和她的丈夫一样都是公司的底层员工，每天只有两个去处——房子和公司。

她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就是休产假的时候，公司为了保证有足够的牛马驱使，鼓励生育，让她带薪休假。

她似乎说过，那是她最开心的几天。

但我从未见过她的笑。

我诞生后，她和她的丈夫就将我交给了家政机器人照顾，我童年就是与冰冷的机器人相伴的。

我的记忆是灰色的，模糊的，一如我这两个便宜父母的脸。

最先累死的是她的丈夫。

他死的前几天，那个摆放在家中最高处，从不让我碰的盒子空了，然后就一直空着，之后，他就死了。

死于各种并发症。

幸运的是，他是死在自己的工位上的，有补贴。

就像我冷漠的注视着女人的死亡一样，女人也淡漠的看着被运送到家的男人的尸体。

但当女人看到账户上多出来的数字时，她的眼睛却亮了。

她想笑的，我仰头看着女人想。

但她看到了我，看到了男人的尸体，她的嘴角僵住了，然后落下泪来。

女人抱住我哭了。

她大哭一场，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骂公司，骂联邦，骂社会，骂她早死的男人。

我知道，这两个人没什么感情，但在公司，结婚生子可以算业绩，还可以带薪休产假，于是同在一家公司的两人结婚了。

她说她好累啊，说她在公司甚至不敢有半句怨言，说她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她说了很多，我就一直听，一直听。

我想，多么可笑，她无法将自己的痛苦诉之于口，就只能将情绪宣泄在我的名字上。

后来，她把曾经植入在她丈夫脑子里的芯片取出来，植入到我的脑袋里。

女人用狂热的眼神看着我，我知道，她在望子成龙，希望我可以把她拉出深渊。

之后，我终于知道那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了，是神经兴奋剂。

颅内芯片可以显着提高人的工作效率，但同时也会极大加重大脑负担，各类芯片植入的越多，大脑越不堪重负。

所以，为了保证工作一直在状态，就需要神经兴奋剂。

作为公司员工，她可以在公司低价购买一部分，但不够，远远不够。

公司竞争激烈，没有人不想往上爬，没有人不想获得更多的业绩，芯片植入越来越多，兴奋剂需求越来越大。

工作一样，学习也一样。

不够，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