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警务工作者，亚瑟深知审讯犯人的基本要领。

赫斯特之所以一开始嘴硬，无非是觉得他的背后是一个群体，而自己身为群体的一份子，自然会受到保护。

但可惜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只是一种错觉而已。

只要能够拿出一些证据和问题，让他认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与群体剥离，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扛得住问责压力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而且那种人大多不会干出在公务账单里单列一项‘医疗保健’支出的事情。

毕竟就连伯尼·哈里森先生这样的人去花天酒地也知道要花自己的钱，而不是在他任职的下院外事委员会的预算里动心思。

不过哈里森不这么干也未必是因为他聪明，而是因为他在伦敦实在是排不上号。

而港务局长至少在利物浦的这一亩三分地上能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

至于在港务局内部，赫斯特局长更是可以做到说一不二的，而在自己的地盘上作威作福基本也算是各部门一把手们的通病了。

面对亚瑟抛出的问题，赫斯特很快就嗅到了一股‘我不是针对在座的各位，我就是单独针对你’的不妙气息。

面对着头顶上挂着‘大法官厅和海关总署’两块衙门牌匾的亚瑟，赫斯特猛然惊醒，他终于意识到了，这里可不是被他视作安全屋的利物浦港务局。

而不安全感也进一步激发了人类趋利避害的天性，他很容易的就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团体的最佳选择，反之亦然。

替利物浦协会挡刀子固然可以为他赢得当地乡绅的支持，但是如果海关总署因为账单问题把他从局长位置上撸下去，他要支持又有什么用呢？

势利眼是一种人类改不掉的恶习，人走茶凉更是放之世界通用的规则。

难道他还能指望这帮逐利的商人记住他的恩情吗？

当年财政大臣戈德里奇子爵之所以能够在爆出挪用公款包养情妇后还不被打倒，是因为子爵阁下的父亲是资深托利党人——格拉汉姆勋爵，他的舅舅是担任过爱尔兰总督的哈德威克伯爵，他的妻子是白金汉郡伯爵的女儿，他的连襟是外交大臣、左右了维也纳会议的卡斯尔雷子爵，而戈德里奇子爵本人同样是托利党坎宁派的领袖人物之一。

所以，即便当时戈德里奇子爵这事儿闹得伦敦满城风雨，但首相利物浦伯爵却并没有大动干戈的撤换他财政大臣的职务，而是选择了冷处理，仅仅要求他在下院做出公开道歉便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