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四二二章 暂当统计员(1 / 1)

作品:《刚毅坚卓的他们

因为要照顾到小学教员们上课的时间,人口普查工作往往是傍晚才开始,研究所的监察员们白天便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戴世光先生便跟陈达先生申请让他们的帮忙统计组的筹备工作。

一九三四年,戴世光考取清华大学的留美公费生,研习“国情普查统计”门,即“人口、农业、工业、商业等普查资料的统计整理方法、技术研究”,在留学之前,戴世光就曾经拜访过陈岱孙、陈达等前辈,听取了许多有益的建议,为留学做了全面的准备,一九三五年,戴世光赴美留学。

戴世光先是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数理统计学硕士学位,接着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研究院,获得了经济统计学硕士学位。学业有成之后,为了提高实践能力,戴世光以美国国情调查局作为实习之地,系统研究了人口普查和统计资料的整理方法与技术。之后他又去英、法、德三国的人口生命统计局调查和研究人口统计工作的整理方法,在这之后,戴世光去了印度,系统地学习了印度人口调查局所采用的人口资料的统计方法——“条纸法”。

因为拥有深厚的专业学养和充足的实践经验,戴世光先生对这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工作有自己的考量,他不但要根据普查数据统计出多维度的规律和面向,还试图比较不同的人口普查统计方法在效率、准确性和费用等方面的差异,时下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统计法有四种:“边洞法”、“机器法”、“条纸法”和“划记法”。

“边洞法”是美国人新进发明的一种统计方法,需要人工和机器相配合,而“机器法”是荷莱里夫(hollerith)所发明,是英美两国整理人口普查材料所采取的惯用方法,两种统计方法效率都很高,但都需要借助所费不赀的机器设备,考虑到研究所的经费有限,戴世光先生最终放弃了这两种方法,而选择了单纯依赖人工的“划记法”和“条纸法”。

“划记法”是国内各统计机关惯常采用的统计方法,如一九三五年的SD省邹平县的人口普查中就使用过。“划记法”是就某一统计表把统计资料中对这个统计表式有关的项目加以分类计算而产生一个统计表,分类时由一人诵读各种项目的符码,负责划记的人听了就在表内适当细胞中划上一道,划记法需要两人配合,一人诵读调查表中的某一项,另一个人用某种固定的方式记录。简单举例的话,选举中的“唱票写正字”就是最简单的“划记法”,唱票人念出人名,计票人在相对应名字下方划下一笔,一个“正”字恰好为五笔,方便最终的统计。当然在人口普查过程中使用的“划记法”会相应复杂一些,但原理是一样的。

“条纸法”虽然并不为国人所熟知,距今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条纸法”是马雅尔(georgvonmayer)发明的,1871年为巴伐利亚(bavarian)所首先采用,随后被印度广泛应用。在荷莱里夫(hollerith)机器法没有被采用之前,美国马萨诸塞州也曾用“条纸法”来整理人口资料。

戴世光了解到,在此之前,江苏句容的农业人口调查就曾经使用过“条纸法”,但因为没有跟国内主流的“划记法”进行比较,两者的优劣至今不得而知。因为对“条纸法”的系统研究,戴世光决定在呈贡人口普查中同时采用这两种统计方法,在费用、效率、精度几个方面比较出两者的优劣,虽然一次普查采用两种统计方法较为耗费人力和财力,但戴世光认为此种做法“磨刀不误砍柴工”,可以为此后的普查统计带来非常有益的借鉴,戴世光跟陈达和李景汉讲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条纸法”跟“划记法”的两人配合不同,一人即可操作,用一张纸代表一个统计对象,具体方法就是将符号和数字写在长八公分,宽三公分的长方形的纸条的两端,即为“条纸”,分类时,按照条纸上已经抄好的符码,分别插入木表(类似于划记表)内适当的栏中,这种统计方法需要统计员按照一定的符码对每个人进行归类。

为了后期统计的方便,需要在统计开始之前便设计好各类符码,诸如年龄符码,比如55-60岁的年龄段的人口符码为14,该人年龄为57,在此年龄段,便在此标注14,再如婚姻情况,实心圆为已婚,空心圆为未婚,同心圆为鳏寡。设定好符码之后,统计员只要在统计之前背熟各类符码,在统计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工作效率。

除了设计统计练习生的考题之外,戴世光先生还带领大家利用监察员们已经收上来的调查表进行统计模拟,一组人按照“条纸法”,一组采用“划记法”,胡承荫被分在了“条纸法”小组里,胡承荫的记忆力很好,很快就将所有的符码背了下来,统计时的速度也是所有人中最快的。

在针对同样一批调查表进行统计之后戴世光先生初步发现了两种统计法之间的不同,使用“划记法”时,若是出现错误,则无法判断是诵读者口误、记录者听误还是记录错误,追溯改正的难度较大。而条纸法唯一的难度就是要求统计员要对各项目规定的符码十分熟悉,而出现的错误主要是笔误造成的,但是因为每张条纸都有编号能够与原始的调查表对比,追溯之后也能快速找到问题所在。

经过这次小范围的对比,戴世光对两种统计方法的优劣心中大致有数了,虽然他们的样本量较少,跟呈贡全县最终的统计结果恐有一定偏差,但戴世光先生对“条纸法”产生了巨大的信心,觉得自己这次对比的尝试是有很大意义的。

平日里除了帮助戴世光先生做统计工作之外,胡承荫还主动帮助陈达先生和李景汉先生做一些案头工作和杂事,闲下来的时候,胡承荫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