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被击中了，出现了可怕的‘尾旋’，飞机一边旋转一边从三千米的高空急速下坠，我因为头朝下脑部充血，强烈的失重感让我胃里翻江倒海，我拼命扳着平衡器，一心想把飞机机头拉起来，可是怎么都不成功。我知道我应该跳伞，可我实在舍不得我的飞机，那一瞬间，我真的没有很强烈的生存欲望，我甚至想着跟我的飞机一起死了算了。飞机在空中自由落地的那几秒，我的脑海中浮现了我的整个一生，我看到了我的父母，我看到了你们，我还看到了海珊，她用那种埋怨的眼神看着我，似乎是在责备我，为什么要离开她。”

胡承荫和刘健常坐在长椅上，刘健常双手交握，讲到投入时，不自觉地抠着手指。刘健常并没有看胡承荫，他虽然面朝着湖面，却似乎什么都没看，只把眼光投向记忆中遥远的过去。

“我突然清醒了。我知道自己不能死，因为我的生命是用战友的生命换来的，我没资格死，就算真的要死，也要等到把日本人打跑了再死。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飞机正在急速坠落，机头冒出滚滚黑烟，虽然在空中无法看到飞机受损状况，但可以确定的是，飞机机头多处中弹，但油箱应该并未被子弹穿透，否则飞机应该早已爆燃了。我推测是发动机上的排气管中弹被打穿，润滑油流出燃烧冒火形成的黑烟。然而飞机的发动机已被打坏，我无法操控飞机，我再留在飞机上只有机毁人亡。

我知道我再不跳伞就没命了。即便我再不舍得，也没有办法保住飞机了。我背着伞包，爬出座舱，跳了下去，眼睁睁看着我的飞机在地面坠落之后爆炸，那火光和巨响，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在航校我练习过无数次跳伞，我没有想到，在战斗中的跳伞跟训练时全然不同，那种任人宰割的恐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跳伞之后，好几架日本飞机冲过来对着我扫射。子弹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子弹擦破了我的脸，把我的降落伞打成了筛子，也击穿了我的胳膊和大腿。《日内瓦公约》中有这样一项规定:那就是不得向已经失去抵抗能力跳伞逃生的飞行员开火，可日本人才不管这些，对我穷追猛打、斩尽杀绝。

当时我什么也做不了，我闭上眼睛，等待命运的裁决。可能是因为我浑身是血，又一动不动，日本人以为我死了，那几架飞机就一同返航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空战我们击落了7架日机，而我们被击落的三架飞机的驾驶员中，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当时我的降落伞已经残破不堪，我以自由落体的速度下坠，幸好降落在一棵树上，捡回了一条命。当时我失血过多昏迷了，几个经过的村民发现了我，把我救了下来，幸好那两颗子弹没有伤到要害，后来我在空军医院里治疗休养了两个月，就被调到柳州航校当教官了，再后来，我就碰到你了。”

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刘健常微微一笑，伴随着他的笑容，他腮边那一道笔直的疤痕有了些许的弧度，胡承荫从那笑容之后没有看到劫后余生的欣喜，反而品味出了历尽千帆的苍凉。

“有人跟我说，人快死的时候，脑子里会快速闪过他的一生，这话不假，我当时脑子里也跟过电影儿似的，我之前参加的每次战斗几乎都有战友牺牲，那时候我就觉得庆幸，幸好我没有跟海珊在一起，要不然她这么年纪轻轻就守了寡，那该多可怜！可当我知道自己快死了的时候，却转头又可怜起自己来了，想着我要是不管不顾地娶了她该多好，我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