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云，‘周虽旧邦，其命唯新。’

《礼记》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老祖宗早就把道理说的明明白白，人也好国也罢，要不停求新求变，因循守旧就会穷途末路，固步自封就会慢性死亡。

恰好，朱常瀛对现而今的瀛州体制很不满意，特酿的太累了，汇报要听、军队要管、商行这个钱袋子更要抓紧......只要想操心，那是睡觉的时间也没有。

大领导不应该这样，大领导就应该在家造人，出门装BI。事物过多，就只能说明机构不健全，机构不健全，那就要改。

回转屏东半月，朱常瀛接连召开数次大会，牵头大改。目的只有一个，继续放权。

长史府之下，将增设商曹，海运公署两大衙门。

商曹下设：中央银行、铸币厂、工业司、商业司。

海运联署下设：海洋大学堂、航运司、测绘司。

瀛州以工商立国，但却没有一个对应的负责衙门，而是由王府直接颁布政令法令，长史府执行。这套办法几年前尚可，但随着人口增加，各类手工作坊、商业组织涌现，原有方法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譬如合同纠纷、财务纠纷、行业规章、质量监督、惩处措施、牌照发放......这玩意就不是几句政令就能解决的，是时候建立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统筹管理，将之纳入有序状态。

商曹成立之后的第一要务，就是总结前法，归纳新法，汲取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规则，制定出一套具备普遍适用性的商业法律，称《商律》。

参与编撰人员，包括并不限于商曹官员、各行各业代表、议政会议员、行会组织。

其内容同旧法有别，要从最基本的做起。譬如什么是契约？什么是商行？什么是行会？要由名词引申至概念，由概念引申至功能，由功能引申至权利责任，由权利责任引申至行为限制，由行为限制引申至惩罚措施。

与《商律》相对应的，还有督谏院正在主持编订的《民律》，《刑律》。

至于为什么称律而不称法，因为开国老祖宗说了：律者，万世之成法。

有了这三部大法，瀛州才算真正的有法可依，最大限度的制约各级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至于《大明律》《大明会典》《大郜》......只能说有就比没有强，早晚会被朱常瀛放进历史档案馆里供人观瞻。

中央银行，暂定三项职能。

第一，监督商业银行、交易中心。

第二，国库储备、货币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