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说：“按要求也应该全程录音录像的。但这些东西都是做给人家看的。中间过程也可以关掉或针对性的使用。主动权在办案人员手中。”我不禁反问龚：“我说在审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对我实施了体罚殴打，你信吗？”

龚正义说：“我当然信，但不是一开始，而是在他们掌握了你一部分行贿受贿事实以后，而这一部分事实起初都是你自己主动交待出来的，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我沉默了许久，脑海中如走马灯般闪过那些不堪回首的片段。号房里的压抑气息仿佛又涌上心头，那些狰狞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缓缓说道：“是的。因为在4月14日下午，董敬高为组长的三人小组成员就找我核对过关于三次送施有为儿子的钱物之事。”随后，我将董敬高及办案组成员第一次找我谈话的过程以及在5月22日之前董敬高透露给我说办案组准备再找我核对材料的情况，详细地向龚警官叙说了一遍。

龚正义听完，眉头紧皱，若有所思，不再言语。

我接着说：“令我不解和不能接受的是，当办案人员第二次找我时，包括董敬高在内，根本不是所谓找我来核对材料，而是抓住我曾送过施有为儿子施行三次钱物的事不放，并谎言说他们接到人民来信，有人揭发我有经济问题，存在受贿行为，让我主动交待我从1995年至今以来收受贿赂的行为及过程。

我坚定地说没有，并当即写了保证书，让他们去查去对，如查到或发现问题，怎么处理都是我咎由自取，决不反悔。

他们不信，一个劲地紧缠不放。三人一个小组，组成三个组，不停的往下追，先是不让我出门，再是不让休息，进而不让坐着对话，站了一夜不让睡觉，开始实施体罚，后来逐步升级进行体罚殴打。”

龚正义说：“我今天跟你随便聊聊，让你有倾诉的机会，你看仅我们俩人，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录像，主要让你释放情感，你不要介意。

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你先主动交待了一些事以后，他们才对你改变态度的，不可能你什么事都没有说，光凭第一次谈话内容或所谓的人民来信，就对你采取上述措施的。”

他的这番话让我心头一震，原本稍稍放松的心又瞬间谨慎害怕起来。

我暗想，他是不是又采取的新的欺骗手段，像某人那样先麻痹我的防备之心再来摸我底细，看我有什么打算，将来再给我个对抗审查的罪名。

然而，再仔细一想，他仅一人，什么也没有，录音录像都没有，即便我现在说了，他又能拿我怎样？反正已经关进了号房了，再坏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于是，我便毫无顾忌地讲述了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