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被命运摆弄的人，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助。

大约在我住进解放军医院的第三天，我偶然看到医院走廊好像是常英的影子，从门边闪了一下。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我不顾一切地大喊一声：“是常英吗？我在这里。”

很快，常英和三弟甄荣、三弟媳余庆婵、二弟媳刘惠兰四人已经到了门口。

常英看到我头上缠着纱布，腿上打着石膏，浑身到处都包扎着伤口，泪水瞬间像决堤的洪水般涌了出来。

她扑了过来，直问那些人：“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她的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心痛，让我的心猛地一揪。那些人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无言以对。

常英拉着我的手，小声地对我说：“他们打你了吗？”我对他们说：“他们几个人打我一个，我实在受不了，没有办法。”

甄荣说：“你们办案人员应该依法办案，他有什么错，哪怕是犯罪了，也应该依法办案，不应该打人。”

我对甄荣说：“你要记住，他们的确对我实施了最残酷的暴力……”

刚要继续往下说，那些人打断了我的话，不让再说，接着把他们往外撵。

常英临走时捏着我的手说：“打死你也不能胡说。”

我也小声地对她说：“你把家里的事安排好，不要管我，你也管不了我。”

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奈和绝望。我们仿佛是两条在暴风雨中漂泊的小船，无力地挣扎着，却无法改变命运的走向。

这次常英来见面以后，由于我们本身就没有什么经济问题，彼此只是关照不能自己害自己，把不属于自己的事往自己身上揽，不能乱说胡话。相反，正因为这次在医院看到常英那几天内憔悴的样子，让我更加舍不得她在家受罪，更加害怕因为我不能尽快脱身回家，给她带来更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