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未想过，人生竟会在这样的时刻陷入如此巨大的困境。曾经那些看似平常的日子，如今却如破碎的梦境般遥不可及。

五月二十三日，阳光如利剑般穿透云层，洒落在大地上，光芒耀眼却无法驱散我心中的阴霾。我站在那里，满心的困惑与无奈。看着那些人粗暴地翻着我的公文包，他们的动作急切而慌乱，仿佛在寻觅着足以颠覆世界的神秘之物。我的“掌中宝”和手机被翻出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一沉，不祥的预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他们逼迫我写下两份材料，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犹如尖锐的刺，扎痛我的心。他们竟要将此作为我受贿、索贿、贪污的罪证。我满心委屈与无奈，却不知该向何处诉说。我明明是清白的，为何要遭受这般污蔑？

此时，距离我被调查已过去了三十八个小时。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除了他们逼我写材料以及翻出我的手机和商务通外，再无其他事情发生。我的大脑疲惫至极，身体也仿佛被掏空。我望着他们，声音中满是疲惫与无奈：“你们也尽责了。我确实没有贪腐行为。请让我休息会儿吧。我现在大脑混沌，看你们的面孔都模糊不清，还能交待什么问题呢？有什么要问的等我休息会儿大脑清醒后再说吧。”然而，得到的却是冰冷的拒绝。那坚定的语气如巨石般砸在我的心上，让我绝望。

夜幕降临，黑暗如巨大的网笼罩世界。接班的是淮北姓曹的，还有赵和李三位。他们的身影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阴森。新一轮的审问开始了。此时的我，已经连续两天两夜未合眼，整个人疲惫不堪，如行尸走肉一般。眼睛干涩疼痛，脑袋昏昏沉沉，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喊着疲惫。

晚上九点多钟，曹恶狠狠地对我说：“我们办过那么多案子，就没见过你这样的笨蛋。你现在接受调查都快三十六个小时了，超过这个时间你再交待，就得加重处理你。从现在起，正式宣布对你实行‘双规’！你给我面贴墙站在那里，站到十点。”他的话语如锋利的刀刃，刺痛着我的心。我满心愤怒地反问：“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这不是在体罚我吗？”我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格外响亮，仿佛要冲破这压抑的氛围。

曹冷哼一声：“就凭你索要人家的手机，就凭你索要人家的‘掌上宝’。”他的眼神中充满鄙夷与厌恶，仿佛在看着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我愤怒地怼道：“手机和商务通完全是办公用品，工作需要才有的配置。怎能说是我索要的呢？我现在不在淮上工作了，这商务通于我而言有什么用！我肯定会退还给继任使用的。至于手机已经作过折价处理。政府办有记录在档。这些怎么能强加在我头上，算我索要。并作为经济问题继续追责与我呢？你们这样做，不是在扩大事实，制造‘莫须有’的罪名吗？”办案人员，虽无言以对，但他们仗着处于优势地位，不尊重事实，更不讲情理，执意要将这两件事定为我向统计局和政府办索贿的证据。

我心中充满绝望与无助。这两个物品，怎么就成了我贪腐的罪证呢？它们明明只是普通的物品啊！

我不禁思索，这些人的行为是在治病救人吗？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志呢？董敬高为何说话如此不负责任？明明说是核对材料，现在却为何纠缠不休？难道就因为我的手机和商务通，就成了调查升级的理由？就凭这两个物件就能对我进行审查而不是调查吗？我不停地思考着这些问题，心中的愤怒与绝望如火焰般燃烧。

在前三十六个小时里，他们还顾及我的身份。可当有了这两份材料后，他们认为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现在审查的不是党员干部，而是一个腐败分子。于是，他们毫无顾忌、疾恶如仇地对我这个“党内腐败分子”采取了一系列斗争手段。那一双双冷漠的眼睛，那一句句严厉的话语，如暴风雨般向我袭来，让我无处可逃。

连续三天三夜，就因为一部换了的手机和一部商务通，把我这个“腐败分子”搞得魂不附体、遍体鳞伤。

我向来无疑地坚信，我们的党是光明磊落的，襟怀坦白的，依法依规行事的。那首熟悉的旋律在我脑海中响起，“党啊！亲爱的妈妈”，那温暖的歌声曾激励着我前行。可现实却如此矛盾而复杂，我心中又想，我这原本是党内或人民内部问题，何必用这穷凶极恶的卑劣而凶残手段对付一个“莫须有”问题的党员干部和人大代表呢？这群专案组人员是怎么混进队伍来的！如果说我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人就更不配做共产党员了，更不要说是什么所谓反腐精英了。我坚信，党的任何一级组织都绝对不会允许有上述行为之人存在于党员队伍之中。他们这些人的言行绝对代表不了党的组织。

我心中暗想，这群人绝对不是党的精英！不，他们不像，倒像那令人厌恶之人。我曾发誓，如果共产党都像他们这样，今生来世我都绝不做这样的干部。我的心中充满愤怒与绝望，仿佛陷入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