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末摇摇头，“飞女的现状倒是知道。她高中出国留学了，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发风景和美食的照片，活得好不自在。”

这个反差让人喘不过气来，就像被人从背后死死抱住，怎么都挣不开。我注意到除杜莱优之外每个人的脸色都变了，黑色阴沉，不见一丝血色，像在感同身受一样，可又在感同身受什么呢？

这个不愉快的话题还没到它结束的时候。左千子也要说出她的耳闻目睹。

“非典那年，每个班级都会配备一支水银体温计。一天早上，最早回来教室做值日的学生看到原本放在讲台上的体温计摔碎在地上了，班主任很快知道这事并专门空出一节课来捉出这个犯人。”

“一支体温计至于吗，重新买一支就好了。当年我班里也有同学不小心打碎了的，最后是老师掏钱买一支回来，很简单的事情。”冯丽娜插了一句。

“我的小学学校坐落在一个偏僻的小镇子上，那时体温计在小镇的市面上几乎售卖一空，长时间紧缺的状态，买不回来但又是必须的东西，所以即便是价格不贵的体温计，它的价值也远高比它本身。”

冯丽娜点点头。

左千子继续说：“班主任从‘勇于承担责任’扯到‘水银的危险性’，越说越严重，越说越凶，每位同学都将头低下，恨不得埋起来。班主任没法子，只能将责任划分到最早进入教室的那四名值日生身上。这四名值日生中有一位经常旷课、打架顽劣得很，班主任很不喜欢他，同学们也很不喜欢他，在对四名值日生的审问中，‘犯罪嫌疑人’的头明悄无声息地移到了这位顽劣生的头上，最终由班主任敲下‘就是你干的，还不承认’的铁锤。”

“真是他干的吗？”李鸿明问道。

其他人也放出想知道的求知眼神。

“有些过于武断了。”我小声呢喃了一句。

“什么过于武断？”被李鸿明听到了。

我提高音量：“‘犯罪嫌疑人’的确定。”在脑海中稍微组织一下语言，我又说：“体温计的日常摆放是怎样的，如果只是简单地摆放在讲台上，被人碰一下讲台或者讲台本身就是不平衡带点斜度——”

“讲台有两层，开放式，平常上层放一些粉笔和粉笔擦，下层放洗洁精、抹布之类的，体温计放在下层，确实摆放得比较随意，因为用得频繁和时间长，所以爱惜程度没有那么高。”左千子解答道。

“你是想说体温计不一定是人为主观意识打碎的。”陈珊珊说。

“嗯。还有一种可能，是昨天放学走在最后的那名同学打碎的，只因拖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值日生发现，所以很自然地认为事件发生在早上。”

孙毅杰边点头边说，“就是说各种可能性都有呗。”

“没错，各种可能性都有，但班主任的话就是圣旨，谁也不敢反驳。后来我的前桌，也是我的好朋友，值日生之一，她很肯定地和我说体温计不是那名顽劣生打碎的，因为每次值日，顽劣生都会故意迟到偷懒，而她开门的时候就已经见到体温计碎在讲台旁。”在话语的最后，左千子有个轻微的叹气动作，似有也似无。

她继续说：“我问她，你为什么不讲出来。她说班主任不会跟小孩子讲道理，她只会认定自己想看到的事实。她还说，这样挺好的，谁叫他每次值日老是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