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村四郎的倾力协助之下，他们连续侦破了三起日军悄然潜入我方实施破坏活动的阴谋，并成功逮捕了多名日伪间谍。

与此同时，针对部分敷衍塞责、军阀做派严重且在军中公开赌博酗酒、嫖娼享乐，乃至涉足粮食、军火及鸦片走私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军官，在调查取得确凿证据后，一并呈报至第一战区司令部。

常言道：“慈不掌兵，义不理财！”这句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啊。

然而，卫立煌总司令却一向以“好好先生”着称。

他总是试图左右逢源，广结善缘，以此博得众口一词的良好声誉。

于是乎，对于金振国他们通报上来的违法乱纪的军官。

他往往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只是给予口头批评，从轻发落，处理起来既不疼不痒，又赏罚不明、对错混淆，从而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1940 年至 1941 年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

原本立场摇摆不定的苏联竟然出人意料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意味着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不得不暂时划上句号；

而此时的日本则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一种既打击又拉拢的两面派策略，双方在暗中频繁互动。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竟然不顾民族大义，公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同时还在山西、陕西以及整个华北地区推行卑鄙无耻的“反共、限共、融共”政策。

一时间，国内的抗战形势变得愈发错综复杂，前途布满荆棘，抗日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

作为第一战区司令官的卫立煌，虽然表面上一直在执行着“反共、限共、融共”的政策，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尽全力去落实这些政策。

他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持有一种较为复杂的态度，并试图通过一些微妙的手段来维持双方之间的平衡。

然而，这种立场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和不满。

1941 年的春天，卫立煌接到了来自中央政府的电令，要求他前往重庆述职。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命令，卫立煌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愤怒和无奈。

他深知这次述职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质疑，而自己在执行政策方面的“不力”也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