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回到北大镜春园，群莉娘就开始在童教授家里做小时工。她少言寡语，手脚麻利，做事得体。童教授的食欲比以前好了，他一个人的时候，饿了就走到食堂去吃，顺便打一壶开水。很多时候，他买几个馒头回来，沏一杯茶，边看书，边吃，这就是他的一餐饭了。

书柜是有了，书也都装进去了，可他从没想到要擦擦，只是感觉书不再摞在写字台上，的确桌子上清爽很多。

现在群莉娘来给他做一顿午饭，顺便收拾一下屋子。

他拿出那本相册，看着那几张模糊的相片，那是住在蔚秀园时和妻子、一双儿女一起拍的。他有时候想，人如果是一个人生活，最好不要活得太久。因为会感觉曾经的那个人一直在等你，而你自己呢，也是百无聊赖地活着。

这照片是谁给拍的呢？好像是邻居姓张的工友，看着年轻力壮的，人却早就不在了。怎么这么模糊呢？是自己眼花了？还是那时候洗印的技术太差了？即使没有相片，妻子的容貌也总是在眼前闪现，她一直那么年轻，身段好，唱腔优美动听，连陈小楼那样的名角都喜欢和她搭戏。

在蔚秀园的日子过得是不是太安稳了，现在想想，那时的光阴似乎都是慢镜头。他还记得老人烧笋的味道，还记得童稚跟在自己身后，手里举着一个纱罩，胡乱地挥动着，半天也没捞着一只蜻蜓，急得要哭了。童欣则是在那些杂草里扒拉来扒拉去，很快手里就掐了一把花，嚷着回家用水种起来。可回来用水泡上了，第二天醒来，花就蔫了，小丫头大叫着：你们谁欺负了我的花？想想，我的小丫头，你如果还在，我都该有外孙了吧？

童教授合上影集，把它放进书柜的底层。他不是没想过，把妻子的相片放大，挂在墙上，可他更愿意把她放在心里。说到女儿童欣，他就更是不忍心，他时常想，让她远离这人世间的纷争，兴许是她的福报吧。

编纂百年校庆的纪念册，耗费了他不少的精力，倒也让他想起不少的往事，但往事中总有些让人害怕想起的部分。在国内，北大这国际名校占尽了天时地利，他近来想出去转转了，害怕去蔚秀园，那就去燕南园走走吧。

其实每年都有世界名校排名，很多人说北大上榜是因为园林，话不中听，却也不无道理。

北大燕南园，宁静而古朴，这里曾是众多文化名人的居所。他信步走到燕南园57号，也许是太熟悉了吧，“三松堂”的牌匾还在。院子里的三棵松树依旧葱翠。

想想北大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缘分真是不浅，胡适校长毕业于哥大，这座三松堂的堂主冯友兰先生也在哥大获得博士学位，而且师从约翰 杜威。这院中的三棵松树仿佛是冯老的人生写照，就像他在《三松堂自序》里说的：“我们说话，写文章都有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这叫‘立其诚’。如果是符合一时的流行的意见，以求得到吹捧，这就是伪，就是哗众取宠。”

童教授望着三棵或曲或直，或挺或弯的松树，回忆着过去的年代，一座大学，学生是流水的兵，教授就是那铁打的营盘。北大的“大”在于她的“包容”，有容乃大。不是因为这种包容，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思想，那么自由的学术氛围。

童教授想起在哥伦比亚大学百老汇116街，没有什么可以躺在草坪上看书的惬意，有的是大师们振聋发聩的声音，都说哥大缺失了风景。那么北大呢？如诗如画的风景中，更值得纪念的是那些大师。

这座故居，见证了冯友兰先生的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它承载着先生的智慧与思考，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童教授好像又看到被北大邀请来讲学的约翰杜威，他就坐在这个院子里，这三棵松树下，谈着他“学校就是社会”的教育理念。

在那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北大与哥大之间的联系如同一座无形的桥梁，连接着东西方的学术殿堂。众多北大学者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远渡重洋，来到哥大求学。

他们在哥大的校园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他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切磋，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他们是西学东渐的实践者，将西方的学术精华带回北大，为北大学术建构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这些学者们在北大的讲台上，将自己在哥大所学的知识倾囊相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他们的学术成果和思想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北大的学术发展，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进步。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古老的中国如同一艘巨轮，在时代的海洋中破浪前行。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如同一股清新的海风，吹拂着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

中国的学者们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知识，翻译西方的着作，将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他们开办新式学堂，培养现代化的人才，主张教育强国，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