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竹道继续说道：“在和章静发生关系，还是和文韬等人发生关系之间，王康之所以选择后者，其目的应当不是出于对章静的保护，而是由于当时他已经丧失了男性功能，并且极有可能对女性已经产生了憎恶心理。”

桂瑛给李梅配的移动电话及号码，似乎成了她和福利院之间沟通联系的专机。通过对其通过记录的查询，发现其绝大部分的通话人都是堰城福利院的领导、工作人员，或者是已经离开了福利院的一些孩子。

通话人不多，但一年左右的时间下来，通话记录也不少。在对所有的通话记录和通话人进行排查时，发现其中一个电话号码已被注销。注销的原因倒也不复杂，仅是因为该号欠费已经超出了3个月。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奇怪，通话人有可能换了新的手机号码，而弃用了原来的手机号。

根据通话记录显示，李梅拨出这一被注销的手机号，并与其进行通话的时间是在2019年3月29日，通话时长12分钟。这说明，该号在此之前应当是在正常使用，在此之后才被弃用，并最终被注销。同时，这也是李梅使用的桂瑛名下的手机号的最后一个通话记录。

此外，根据和谐小区的居民以及桂瑛的反馈，李梅在他们眼里消失的时间大约是在“大半年”以前，这一时间点与“2019年3月29日”高度吻合。也就是说，李梅是在拨出那一通电话后，才突然消失不见，直到白土文案爆发，专案组介入，通过种种假设与反推，最后才确定死者就是李梅。

这一被注销的手机号码极度可疑，使用其与李梅通话的人是谁？

手机号码被注销后，一般人通过一般渠道，查询不到原机主的个人信息。但公安机关不属于一般人，其查询渠道肯定也不一般。

手机号码被注销，即使该号不再绑定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但在运营商内部还是有相关的注册以及注销情况。公安机关出于办案需要，向运营商函请查询机主信息，运营商通过最内部的系统查询，能为公安.部门提供该号原机主相关资料。

在专案组的高度重视下，运营商将查询结果反馈给了段明。该号的原机主姓名为李海军，同时还有其身份证号码。

经查，李海军并非福利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生活在其中的弱势人员。同时，李海军和李海东仅有一字之差，这立即引起了段明的注意。通过对李海军身份信息的进一步调取，果然发现其证件照与王氏兄弟的一模一样。

王安和王康、李海东和李海军，这一对双胞胎的双重身份算是找齐了。但问题又来了：王安王康，分别对应的是李海军李海东中的哪一位？

因此，在仅获取了王安王康二人学籍信息的条件下，李竹道再次将刑侦组一分为三，分别对王安王康曾经就读的学校进行走访，除了想要加深对他们的了解，试图在性格上进行“远期的”原因因素分析，寻求作案动机，同时也是将他二人辨别区分开来，将其分别与李海东李海军对应上的需要。

随着两组人马走访信息的不断汇集，王安王康、李海军李海东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也越来越清晰。

值得一提的是，老刘反馈的王康的手机号码和李海军被注销的手机号码一致，是为同一个号码。这似乎就意味着王康应当就是李海军。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高考毕业后和刘辉老师仍保持联系的，应该是王安。这两兄弟缺少父爱。从老刘反馈的信息来看，王安代替王康在沙市一中就读时，曾被刘辉老师管教过。这极有可能让王安产生了一种将其视为父亲的情感。所以，王安在读大学后仍和刘辉老师保持联系，在参加工作和结婚这样的人生大事时，都会打电话给刘老报喜，这表面上看是学生在向老师报喜，实际上在王安看来，他极有可能将这视为晚辈对长辈该有的礼节，甚至是父子之间沟通的一种方式。”

李竹道看着眼前的小黑板，说道。他的办公室里架着一块小黑板，案件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重要的时间点，他都会在上面注明，并且用各种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线条将这些时间和人物串联起来。现在，这块黑板上写着李海东李海军、王安王康、李梅王芳，还有案发时间，以及李梅和李海军通话的时间等。

“王安性格外向跳脱，刘老口里描述的那个和他保持联系的‘王康’，符合王安的性格特征。真正的王康，无论从性格特征上来看，还是从他先后遭受了两次强暴的心理历程上来看，都不像是刘老描述的那样。”

“另外，王安在大学毕业后逐渐开始创业，这与小明反馈的李海军名下注册过企业的信息相符。”

通过对李海军及其身份证号码的进一步查询，发现李海军生前曾在西南边疆省份的清河市创办过一家名为“创世纪”的农业开发公司，但该公司于2018年5月因破产已在工商机构注销登记。

之所以说李海军是“生前”，是因为根据其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查询显示，这人已经死亡，死亡时间是为2019年3月29日，死亡原因是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城。

李海军的死亡时间，与他和李梅通过手机通话的时间吻合，这说明什么？如果李海军在临死前，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了远在异地的李梅，这在逻辑上完全讲得通。但那通电话却是李梅拨给李海军。李梅在李海军死亡前拨去电话，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