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漫长的历史中，流民群体是让所有王朝异常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些群体不待在家乡，四处游荡，使得官府追踪不到，更不用说实现有效管理了。

在朝廷看来，这群人无业、甚至无家，是社会道德、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他们四处游荡，一旦有人振臂一呼，汇集成了不可控制的军事力量，势必会搅乱一个区域的社会秩序，严重地会威胁到王朝的统治，因此严控流民成为了任何一个朝代的选择，黄巾起义是谁发动的?黄巢起义是谁发动的?都是流民。每一次大的造反的基干力量都是流民，刘邦造反的时候是流民，隋唐好汉多数是流民，朱元璋的身份也是流民。朱元璋当皇帝以后，明朝对他多有美化，说他出过家，修行佛法，其实就是饿的不行了把自己头发一剃，托了一个饭盘去讨饭而已，本质上还是流民。明史说他游历于江淮之间，那不叫游历，应该叫盲流，盲目地流动，哪里有饭吃他就去哪。

朱元璋从流民逆袭成为大明开国皇帝，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想成皇成王的流民前赴后继，所以大明朝把流民看成了对朝廷最不稳定的因素，不是剿灭就是封锁。所谓荆襄地区，指的是鄂、豫、川、陕的交界区域，这里是重要的粮食产区和矿产资源集中地，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区域四周环绕分布着终南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众多崇山峻岭，但汉水和它的支流带来的充沛水量，让山间的平地丘陵耕作条件优越，自秦汉以来就农田阡陌密、生活十分富足。汉末三国中原离乱、北方大族迁徙到这里的很多，自刘表据荆襄以来，就牵动了天下局势。魏蜀吴三国形成对峙局面的时候荆襄的地位曾举足轻重，据之足以撼动天下。

而到了千年之后的明朝建立之初，这一区域却成了荒无人烟的绝地。这是因为宋元之间的拉锯战荆襄一带是主战场，数十年的战乱造成了惨烈的浩劫，荆襄土著居民几乎被荡涤一空。而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时，南琐、北琐义军曾以襄阳为主要基地，形成一股割据势力，朱元璋建政后，和这股红巾军又在这里连番大战，荆襄地区好不容易凝聚的几分元气又被彻底耗尽，朝廷干脆将整个荆襄彻底封禁，除了在战略要地襄阳附近设置几个屯田的卫所外，不准一般民众入驻。

明朝经过百年大致安定的发展后，很多地区又面临了古代社会常见的人多地狭问题，大量失地农民渐渐涌向荆襄，毕竟这一地区有着不错的自然条件，而且也没有土著阻挠，在这种情况下，明初的封禁政策早已不合时宜。不过大明的文官政治到明朝中叶已经发展成熟，官僚系统的特征就是互相推诿、效率低下，而且地方官普遍不愿意承担责任。只是按惯性继续维持名存实亡的封禁，此时荆襄距今开垦的流民已经突破百万之众，朝廷也不派官员去治理，也没有在这里重新设置州县。

上百万民众在地方官的怠政下被弃之不理，荆襄地区逐渐成为天下流民的乐园，为了各自能生活自保，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团体”，说穿了就是自订规矩，说好听点他们在这里能够自由耕作、开采矿产、采伐林木，建立起了自己的世外桃源。

不过各地农民的大量流失让官府和地方豪族失去了劳力，很快有人上书朝廷要求不准本地民众外逃，而且要求荆襄再度封禁，甚至想将已经在那里建立家园的流民全部赶回原籍。当然这会让这一地区局势整个失控，后来荆襄相继爆发的大规模流民起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按照传统的儒家观点，一个社会的群体被划分成士、农、工、商，这些群体之间各安其业、互不干扰，在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划分状态，更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状态，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

荆襄流民问题是整个明朝中叶最大的社会问题，其根源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因循守旧、不愿意面对现实，又受到地方士绅出于自身私利而形成的舆论压力，把本来可以成为朝廷一大税赋来源的荆襄流民生生逼到自己的对立面。后来镇压荆襄流民数次起义，耗费白银千万两计，最后实际上还是承认了流民在当地开垦的权利，被设置了流官管理。荆襄一旦稳定后发展很快，人口和经济都飞逝增长，甚至成为了华中一带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是明代中期以后流行的，其中荆襄流民的贡献也功不可没。

而这一次朝廷委派原杰去治理荆襄流民的附籍，就是明白了荆襄流民靠封锁、驱逐，杀戮是行不通的，朝廷才不得不接受，让原杰抚治荆襄流民，看看，把以往的镇压，变成了抚治，这就是一个转变，往年来，大明对付这些流民采用了边关的防守办发，以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的办法来防止流民的重起流入，但社会矛盾没有解决，饥寒交迫的农民入山就食，势不可止。朱见深也是很无奈，升任为左副都御史的原杰前往规划抚治。

章子俊知道，在往后的几年中，原杰又以襄阳府所属郧县居竹山、房县、商县、洛南、上津中，修筑道路，且距襄阳甚远，山林深阻，将吏鲜至，遇事发难以驭制，便拓宽其城，设置郧阳府，以上述各县附辖。还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另于西安府增山阳县，南阳府增南召县、桐柏县，汝州增伊阳县。原杰另荐举御史吴道宏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经过原杰规划抚治，荆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这可是一个基础设施大爆发时期，这些地方往后筑路造房就是一个无底洞，现在原杰自动有求自己，那就是个机会，章子俊故意深思良久，最后一声叹息道：“原大人是本府敬重之人，现在原大人碰到了难处，不顾自身安危，为历年来荆襄流民之害，前往规划抚治，下官要是不问不闻，对不起朝廷，对不起良心啊，没说的就跟原大人说，凡是能用的着章某人的，比如说修房、筑路，建城，本府积极配合大力支持，本府这里距离荆襄千里之遥，只要原大人把这些流民运过来，有多少芦州府全部接收附籍。”

这一次朝廷对荆襄流民的安置，由剿转抚是因为周洪谟著《流民说》引起，朱见深诏命左副都御史原杰前往荆襄等处抚治流民。是因为右都御史李宾乃将国子监祭酒周洪谟所著《流民说》呈给皇上。其说曰：东晋时，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设置松滋县荆江之南，陕西雍州民流聚至襄阳，乃设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隶于荆州，南雍并于襄阳，迄今千载，百姓相安。今荆襄山谷旷远，民遭水旱而不能得到赈恤，则转徒于荆襄之势必不能禁。不如因而抚定，在其地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则流民皆可为齐民。驱逐之法诚不可取。最后准奏，才有了这一次的变动。

不是说周洪谟著《流民说》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是这些年来，荆襄流民一波又一波成了打不死的小强，朝廷糜费了大量银钱，最后借由周洪谟的《流民说》顺势下台阶而已。

目前，在庐州就有几年前从荆襄之地来的流民已达万计，关于朝廷这一次下达的告文就张贴在南熏门处，上曰：“凡流民，皇上令勘籍，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於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成化初至今，荆、襄寇乱，流民百万。项忠、杨璇为湖广巡抚，下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死者无算。今由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都御史李宾上其说。朝廷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

庐州知府令，凡在府地之流民，遵照帝从其请，想要归回故里的，开其路引，定居在此的有安居之所给户籍。”

什么叫做有安居之所，用章子俊的话说，就是已买了“廉居房”的就给户籍，这可是一枚炸弹，连年来这些“黑户”苦于没有身份，这一下子只要花九两纹银，就把全家户籍给解决了，还不去疯抢吗？手中没银钱的就去钱庄贷款买房了，贷款购房首付三两纹银，只要这大半年来勤快一点的人家都能付得起，因为这些日子来，在芦州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连泥巴都能换钱的地方，要说没钱吃饱饭的话，那就是说此人就是好吃懒做，不值同情了。

房源，房源，还是房源，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庐州知府又出台了新的告示，已在钱庄贷款后，交了首付银而没有领到“廉居房”的人家，可办理户籍证享有同样的居住民权。

哎呀呀，造房速度赶不上购房速度，章子俊已经把造房简单化了，如果最简单的话，那就不像话了。这种只有二十多平米的单间房，内部一分为二，前面是厨房会客，后面是卧室，一排连屋几十间相互挨一起，也就是说自家的墙另一面就是别人家的屋，这样的布局在古代是不可想像的。可就是这样，为了户籍，人人趋之若鹜，在售房处每日排队的不下千人，什么位置，什么房屋质量这些全不重要，重要是能排上号，再去衙门照磨所领取户籍证书才安心。

这种趋众心里，一旦发展开来可不得了，古代也有炒房“黄牛”应此而生，还有代办户籍证的，还有代办钱庄抵押手续的，反正什么都有。因为这些以前的流民，极大多数不识字，办理这些手续需要“能识会道”的，就这样一些穷童生，穷秀才也加入了进来，从中收取好处费。目前满大街墙面上全是办证小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