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结束后，同学们的提问也主要是聚焦于女性的经济权利问题。

一位同学好奇地问道：“李教授，以往我们讨论女性解放问题时，大多集中在婚姻自由、教育自由上，但您在近期的几次演讲中似乎特别强调了女性的经济自由，您能谈谈这是为什么吗？”

李斯年微笑着回应到：“我认为经济权利是所有其他权利的基础，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有当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她们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向，不再依附于他人，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话音刚落，另一位同学紧接着提问：“那么，教授您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我们应该如何具体行动来推动妇女经济权利的实现呢？”

李斯年沉思片刻后说：“我认为主要有两点。首先，我们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入手，确保妇女在经济领域享有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权利和机会。比如，农村妇女应该享有土地权，城市妇女则要有平等的就业权。此外，女性还应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在劳动过程中，如果男女完成了同等价值的工作，女性就应该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报酬，也就是要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绝不能在劳动报酬方面对女性有任何歧视。”

李斯年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下面就开始议论纷纷。

关于女性的财产的继承权这一点还好说，因为它一直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1919年，“李超事件”就曾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但是，李斯年在后面所提到的男女“同工同酬”问题就显得有些超前了。

在历史上，由于传统宗法制度和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华国女性的财产继承权直到1930年才开始得到法律的承认。而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更是在建国之后的五十年代才开始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实际操作中，即使到了新世纪，这一想法也没有完全实现。

在此时人们的认知当中，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男性通常被视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而女性则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

在劳动力市场上面，女性往往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低报酬的工作。她们的工作强度往往比男性还要大，但薪资却普遍只有男性的一半儿左右。即使是在相同的行业中，女性的最高工资和平均工资也都远低于男性。

就以在场的这些女教师为例，她们的工资水平就比其他男校的教师要低三分之一左右。这也是许多女性平时敢怒不敢言的问题之一。因此，李斯年所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这一概念，深深触动了她们的心弦。

李斯年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其次，我们要关注妇女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机会。通过提供平等的教育资源，帮助妇女提升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使她们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从而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酬水平。我认为贵校在这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未来，这里会走出无数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独立自由之女性，她们也将推动我们华国妇女的解放事业不断前进。”

李斯年的回答以及对女师的期许赢得了在场师生热烈的掌声。演讲虽然结束了，但热情的师生们仍然围着李斯年，纷纷提出更多的问题。

这场讲座的演讲稿随后也在《京报》上面刊登了出来，李斯年所提出的女性的经济权、继承权，以及男女“同工同酬”的观点，无疑为之前轰轰烈烈的大论战又添了一把火，也进一步坐实了他作为“女权斗士”的地位。

伴随着李斯年的四处演讲和他在报纸上面所引发的纷纷攘攘的论战，民国十一年悄然结束了，北京大学也迎来了紧张的期末考试和寒假假期。

然而，在新年伊始，北大却发生了一场重大变故——校长蔡元培再次辞职了。

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这已经不是蔡校长第一次提出辞职了，具体算来，这已经是他就任北大校长以来的第六次辞职了。

蔡元培自1916年12月26日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仅是一所高等学府，在社会公众眼中它还被视为一个官僚机构，被视为科举考试的替代物。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尽管“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京师大学堂作为变法的重要成果之一，得以保留了下来，并成为华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石。

然而，在创办的最初十几年时间里，北京大学内部的风气却并不尽如人意。在这里封建主义思想浓厚，学生们以升官发财为第一目标，无心钻研学问，校园内死气沉沉，研究氛围淡薄，社团活动也缺乏活力。

学校管理官僚化严重，师生与学校领导沟通甚至需要书写呈文，如同衙门一般繁琐。富家子弟沉迷于享乐，甚至“结十兄弟”钻营官职，教师队伍中也存在不少不学无术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