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站在一旁的许寿裳先生好奇地问道：“时济贤侄，不知你今年贵庚几何？”

李斯年恭敬地回答：“我是庚子年生人，按照虚岁来算，今年二十三岁了。”

许寿裳先生听后，不禁赞叹道：“哦，那据我所知，你可是咱们华国最年轻的教授候选人了，真是后生可畏啊！”

民国时期，是华国走向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推动了社会文化整体的飞速发展。

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也涌现出了一批年轻有为的文化大师。

按照时间推算，他们也可以被称为此时的八零后、九零后。这些人在担任教授职务时，大多只有二三十岁左右。

这固然与此时新式高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高端新式学者的需求急剧增加，以及大学职称制度尚不够完善有一定的关系，但客观上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在学术上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胡适、朱自清、周培源、钱钟书、陈省身、华罗庚等众多学者都是在三十岁左右就成为了教授，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长为了文化大师和学术精英，对华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比之下，在后世，三十五岁以下的教授已经十分鲜见，学术成果更是寥寥无几。

蔡元培校长之前并未特别留意到这一点，现在听许寿裳先生一提，也似乎有所察觉，他感慨地说：“确实如此，我记得民国六年我初到北大任职时，聘请适之和半农担任文科和法科教授，他们当时才只有二十六岁，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时济，如果你明年能评上教授的话，比你的学长胡适之还要年轻两三岁呢，真是了不起啊！”

蔡元培校长看着李斯年，眼中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一位十八岁就开始设馆教书，三十四岁就任职高级中学校长的教育家，他一生都在深耕教育领域，见惯了众多的天才少年。但是像李斯年这样年纪轻轻就在多个领域取得瞩目成就的年轻人，他还是生平仅见。

在哲学专业领域，李斯年已经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专业论文，引领了米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还撰写了《西方哲学史》这样的重要着作；在历史领域，他的《大国崛起》一书已经引起了很多西方人士的关注和赞誉；在文学领域，他的小说和诗歌作品也已经被广为传播，深受读者喜爱。

面对如此高的赞誉，李斯年连忙谦虚地说道：“胡学长是文化先驱，一直是我的偶像和学习的榜样，我还要多向他学习，努力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

蔡元培校长继续说道：“对了，今天叫你过来还有一件事，让许校长和你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