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有种预感，老板主动找他一定有事，几年来从没有主动找过他，具体什么情况他很难判断，但肯定有事发生。

带着满腹狐疑、甚至些许不安的心情，阳光准时来到圣德堂药业集团的楼顶花园，董事长钟伟正凝望蓝天白云，正静静的等着他。阳光走过去低下头轻轻唤了声：“老板。”钟伟一扭头对阳光点点头，说了声：“来了，坐，自己倒茶。”一个雕着龙凤的银壶，外加两个杯子，阳光坐下拿起茶壶先给钟老板的杯续好茶，又给自己的空杯倒上。

阳光喝了口茶说：“好茶。”就不再说话，慢慢静待着钟老板的声音。此时煦日融融，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柳絮飞舞。阳光仔细的打量沉思中的老板，大自己不到十岁的年龄，两鬓开始斑白，前额头发越来越少，心里不免感叹一声，岁月不饶人啊。

两个人品了会儿茶，钟伟看看阳光缓缓的说：“我刚从北京回来，去看看住303医院的我大哥，八十一啦，估计没多少日子了。他也明白躺在病床上，拽着我的手紧紧不放……今天找你来没什么事，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关于我们这个革命家庭，社会上传言很多很神秘，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关于我们这一辈的事情,你都多少也应该知道一些。”

阳光身体赶紧往前倾倾，这可能是两人相识多年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听老板讲自己的家庭，机会难得稍纵即逝，他非常认真仔细的听他讲述起来……

亲生父亲张崇志是湖南省醴陵人，出身半耕半读的中农家庭，进师范学校后接受革命理论并入党。后参加南昌起义并任连党代表，起义军兵败潮汕时，因头部受伤藏于战场尸体堆中，眼见追兵过来急中生智抓尸体血糊于脸上，装死至深夜爬出尸丛至老乡家获救，被老乡藏于地窖一月后，一路靠打工挣钱乘船逃往香港，后又辗转上海寻找到党组织，被周恩来派往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任师政委。

长征中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积极支持“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正确主张，后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和肯定。生父一生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离开军队任职西南地方省委主要负责人，是文革前为数不多的政治局委员、直到文革爆发下台，后平反恢复副国级职务，前些年病逝于北京。

生母出身是大地主豪绅家庭，做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女大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入党并被组织上送往延安抗大学习。期间和闺蜜同学一起，两人经组织批准，与时任抗大领导的生父及养父同时双双结婚，林彪校长和罗瑞卿教育长做证婚人、并赠送两对新人两对新被，林校长赞扬“两对新人是抗战中结成的志同道合革命伴侣，开了学校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先河。”在当时抗大引起一阵师生津津乐道的佳话，原来延安老革命多，女同志少，有文化的女学生少之又少，成为各部门机关干部纷纷关注和追求的理想对象。期间跟随父亲的部队，一边打仗一边工作，至解放后生育我们九个儿女。我们九个子女中，父亲将三个儿子送给没有孩子和儿子的战友，我是最小的儿子，解放后一出生就被生父生母送给战友养父母。

我们这个革命家庭如今看颇为传奇，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复杂是一般没有那种特殊经历的老百姓很难理解，简单就是生父母、养父母都夫唱妇随一辈子。

那时候，养父母在西藏工作，就仍把我放在生父母家中代养、上小学，我闹不明白养父母和生父母的区别，但觉得养父母对我更好更亲。生父每次看到我都叫：“小九，九儿。”我还奇怪就问养母咋回事？我们家不就我一个小孩吗？张父为什么那样叫我？养母含含糊糊地说：“都一样，都一样，怎么叫都成、怎么叫都是一回事。”搞得我愈发懵懵懂懂、稀里糊涂。读中学时随养父母调往北京工作，到了首都生活。文化大革命中，生父母、养父母都受到冲击和批判，生母在成都不堪迫害跳楼自杀，养父在北京受迫害致死。

恢复高考我考上川大，养母干脆要求调回成都工作离开北京伤心地，我毕业可以分配到省委工作，但我坚决要求做外贸工作，后下海开公司经商。生父母、养父母革命一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对我影响最大，特别是在青少年成长阶段，从红二代到狗崽子的巨大落差终身难忘。那一刻起，父母被揪斗被关押，我完全众叛亲离，被全世界所抛弃……心里面失去安全感，感到什么都没保障，什么都靠不住……

遇上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是人生赶到了好时候，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赚钱，任何时候只有钱不会背叛我。能让自己安心的只有身上的钱，只有足够的金钱，才能充实自己的内心，也只有金钱，能保证自己和家庭长久安宁和幸福，有钱才有生活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