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字次卿，菑川国薛县人，西汉丞相。年轻时为薛县狱吏，因罪免职，以放猪于为生，学习《公羊传》，授博士。奉命出使匈奴，不合圣意，因病免归。待诏金马门，出任左内史，迁御史大夫，说服汉武帝专奉朔方郡，停止东海和西南夷的战事。成为汉朝首位布衣丞相，册封平津侯，是西汉建立以来，首位以丞相封侯者，开启“以丞相褒侯”的先河，打破了以贵族为主的统治阶层的封闭性。在职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并为儒学的推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淮南王、衡山王谋反时，因病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去世，终年八十。

公孙弘，出生于菑川国薛县，年轻时曾在家乡薛县做狱吏，后因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失去职务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到海上去牧猪为生。因通晓《诗》、《书》而闻名郡国，并与公孙弘同龄的贾谊被征为博士，一年之中升迁为太中大夫之职。汉文帝喜好刑名学家之言，然而在贾谊一系列的建议下，开始慢慢尝试任用一些儒学之士，并且初设博士。四十余岁的公孙弘拾起书卷，开始学习《春秋》杂说，并最终选择《公羊传》研习。汉景帝时，专门研究《公羊》的博士胡毋生，因年迈回到家乡齐地教书，公孙弘曾多次向他请教学问。

武帝下诏要求朝堂及郡国二千石以上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在这次举荐之中，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之名被菑川国推介给长安朝堂。来到长安后，遇到同被举荐，且以研究《诗》而闻名的辕固，辕固当时已经九十余岁。公孙弘出于对长者的敬重而不敢直视辕固，辕固因此对公孙弘说：“公孙先生，您务必要按照儒家思想来事君，不要歪曲自己的学术来投世人之所好！”后来，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

公孙弘赋闲在家的数年内，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因威胁到贵族的利益而宣告失败。其后，武帝又多次下诏要求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在举贤诏下发之后，菑川国再一次推荐公孙弘赴京，公孙弘推辞说：“我曾经西入函谷关应天子之命，因为无才能而被罢官回家，希望大家推选别人吧！”因为公孙弘学习《公羊》在郡国已小有名声，又曾恭谦谨慎的孝顺后母，在后母去世后更为之守孝三年，故而菑川国国人一意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再次入京。

公孙弘来到长安后，在太常官所待命。武帝向众贤良发下制书策问天人之道，公孙弘在对策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并提出“凭才干任官职，不听无用的意见，不制造无用的器物，不夺民时妨碍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犯罪者受到相应惩罚，贤良者得到相应奖赏”这八条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又以“和”解释上古治世，言“仁”、“义”、“礼”、“智”为治国之道不可废弛，最后以应“顺应天道”才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作为对策结尾。

太常遍阅一百余位贤良的对策之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便在向武帝上奏众贤良对策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疏文呈上，武帝看过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武帝见公孙弘虽年迈却一表人才，便再一次拜公孙弘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

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自动向武帝上疏，言当朝因“吏邪”而至“民薄”，又使“邪吏”行“政弊”、用“倦令”治“薄民”，以致百姓不得教化，故而天子虽在先圣的位置却不如先圣时期的治世，并盛赞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化之功，而周公时期的治世也是当今天子的志向所在。

武帝看后作册书问公孙弘：“先生您称颂周公之治，您觉得自己的才能比之周公谁更为优秀呢？”公孙弘回答说：“我见识浅薄，才能岂敢与周公相比！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的大治的。虎豹马牛，都是禽兽中不容易制服的，然而待到它们被驯服，却可以对人唯命是从。我听说匠人烘曲直木不过需要数日时间，销熔金石亦只有数月，而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又岂是禽兽木石所能比的？教化经年才有变化，我私下认为还是有点慢了。”武帝听后为公孙弘的话感到诧异。

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来，凿山开道一千余里，发巴、蜀、广三地戍卒数万人转运粮饷，二年后，花费巨万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修成，而往来间死亡的戍卒却为数不少。而西南夷又数次举兵反汉，巴蜀之地困苦，武帝为此深感忧患。不久，公孙弘便被派遣至西南夷视察，公孙弘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之策，称此举对汉朝没有益处，而武帝却并不认同。

每次朝会发起议论，公孙弘都让武帝自己做抉择，从不驳斥争论。于是，汉武帝暗自观察公孙弘，发现其品行敦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吏事，又能以儒术缘饰文法，武帝因此非常高兴，即擢升公孙弘为左内史，治理京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