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寓，字士奇，以字行，号东里，谥文贞，江西泰和人。官至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历五朝，在内阁为辅臣四十余年，首辅二十一年。与杨荣、杨溥同辅政，并称“三杨”，因其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祖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一生见证了明朝的盛转衰，后因子致仕，不久忧虑而世，赠太师，谥文贞。

杨士奇年幼时，家庭贫寒，父亲早逝，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朱棣经过靖难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为了保证政局的稳定，将杨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选入内阁，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同时杨士奇被晋升为翰林院侍讲，正式开始了从政的生涯。朱棣选拔他为辅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来的皇帝朱高炽，结下了难得的师友之缘，朱棣即位之初，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后来几经周折，才确定长子为皇太子。

在这场争夺皇太子之位的争斗中，杨士奇自然无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灵活的策略，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杨士奇询问朱高炽的情况。杨士奇并不执意为皇太子辩解，只是说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庙，祭物、祭器皆亲阅，并举例说：“去年将时享，头风作，医言当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莅祭。’左右请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亲祭。祭毕，汗遍体，勿药病自愈。”同时还总结说：“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结果在卷入争夺太子位的大臣中，处境较好，虽被牵连下狱，但很快被释放，不像解缙因此送了自己的性命，从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杨士奇与仁宗皇帝关系极为融洽，朱高炽特地赐给杨士奇及杨荣、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颗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杨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关于贵族甚至皇族胡作非为的案件，拥有了皇帝赐予的特权，对于及时有效地揭露贪污腐化、改善政治风气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李庆建议朝廷将军队所属多余军马给予地方官吏，杨士奇上疏反对，朱高炽为了不使他过多树敌，故意没有批准杨士奇的奏折，而借陕西按察使陈智上奏的机会驳回李庆的建议，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杨士奇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极力促使朱高炽，变成一个开明有为的君主，朱高炽监国时，御史舒仲成曾得罪过他，他即位后便想将其治罪。杨士奇认为这样做，将使言官不敢说话，朱高炽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头，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炽，由于杨士奇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言路因此得以畅通，下情得以上达。

朱高炽即位后，许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杨士奇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归、疮痍尚未复、民尚艰食”的社会现实，朱高炽甚为感激，特地创制了“杨贞一印”赏赐给他，朱高炽去世，杨士奇成为首席顾命大臣。

“三杨”中，杨荣以才识见长，做事果断，精通边防事务，曾随朱棣远征蒙古，但生活作风比较奢侈，边疆的将官经常向他行贿。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见杨士奇，问他对此有何看法，杨士奇认为对于边防事务，杨荣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过怪罪他，朱瞻基微笑着反驳说，你还为他辩解，他可是经常在我面前指责你的短处。杨士奇马上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明确恳求皇帝以对待自己的宽厚态度对待杨荣，不久杨荣得知了这一消息，非常惭愧，自此两人便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友谊，关系甚为融洽。

杨士奇在宣宗朝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内政建设上，长江下游是国家的财赋重心所在，沉重的赋税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农民的贫困，成为朝廷非常关心的问题。周干奉朱瞻基之命进行实地调查后，建议减少官田税赋份额，打击税吏的贪污腐败行为，杨士奇大力支持，户部官员由于担心减税会造成国家财源的枯竭，因此极力反对。如何兼顾朝廷与农民的利益，杨士奇选拔了两个干练的行政官员和财政专家周忱与况钟去解决这一难题，周忱受权管理南直隶府，况钟出任苏州知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

杨士奇还特别注意人才的选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积极建议，纠察贪官污吏，举荐具备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属于刑家子孙也不例外，并且规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积极为朝廷推荐人才，以便巩固朝廷的根基。杨士奇还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况钟以及后来赫赫有名的于谦皆得力于他的引荐。在杨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朱瞻基自然高兴，每年岁首，他让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杨士奇等大学士唱和，几乎可以称得上国泰民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