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久之后，朱由检看着跪在下方的朱慈焕，心生不忍，但又很快被坚定所取代。

他缓缓道：“朕自登基以来，律己严下，从不敢懈怠，对尔等皇子三人，朕亦是悉心教诲，期望尔等能够成为国家之栋梁、百姓之福祉。无论是治国理政之道，还是为人处世之理，朕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尔等兄弟三人，只盼着尔等日后能有所作为，待朕百年之后，可以将我朝江山治理得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而你！！！朕的好儿子，竟敢私通朝臣、勾结奸商，行此祸乱朝纲，大逆不道之举，纵然你是朕的儿子，朕！万没有宽恕之理。”

“父皇...父皇！您...您准备如何处置儿臣？？？”朱慈焕此时已是后悔万分。

对于朱慈焕的询问，朱由检同样纠结万分。贩卖假药，毒害将士，不管是何等理由，做出如此恶案，若是不严加惩处，天下万民岂会顺服？

其实，自古就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说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为封建专制下法律制度中有所谓“八议”的说法，即皇帝宗亲（议亲）、有功勋的人（议功）、有才能的人（议能）等八类群体违法犯罪进行审判的时候，其审判程序与量刑均与庶民不同。

“八议”之中，又以皇帝的亲族，即皇族宗室的量刑审判最为特殊。

大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早年备尝生活艰辛。所以等他做了皇帝以后，虽然对官员非常苛刻，但是对自己的子孙却非常的宽厚。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这部明朝的“祖宗家法”中明确规定：“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司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

也就是说，如果宗室犯法，审判权掌握在皇帝手中，适用于百姓的司法机关只能把情况报告给皇帝，而不能进行逮捕审问。

对犯罪宗室的量刑则由其他皇亲国戚共同商量后决定。并且朱元璋还专门强调：“轻则量罪降等，重则黜为庶人。但明赏罚，不加刑责”，就是说犯法的宗室最多被废为庶人，而不能把残酷的刑罚加到他们身上。

朱元璋对于犯罪宗室的处理原则是比较宽松的，这在明初还是可行的。因为这个时候宗室的人口较少，如明初太祖洪武年间，宗室人口亲王、郡王以下只有五十八人，就算有违法犯罪行为也多从宽发落。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大明宗室人口迅速膨胀，此时的犯罪宗室不光人数变多，且违法犯罪行为变得越来越复杂和严重，因此对于犯法宗室的处罚措施也变得多了起来。

到现在主要有三种措施：一是关押凤阳高墙。

凤阳是太祖的老家，大明建立后，作为龙兴之地，凤阳被确立为中都。

而凤阳高墙是专门负责关押有罪宗室的皇家监狱。高墙本就位于凤阳城城内，其自身规格又像一个缩小的郡县城池，不光城墙高，墙外还有极深的河沟，“门楼敌台”也是一应俱全，还专有一支“高墙军”严密看守，被关押在高墙内的罪宗有的数代都不见天日。

其中被关押在高墙内的有罪宗室为数众多，单是高级宗室就有景泰时“谋乱”的广通王、正德时“私藏武器”的归善王、嘉靖时“乱伦”的巩昌王、“淫暴”的伊王等人。

以至于后来明末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凤阳，打破高墙时，纵高墙内的“罪宗”达百余人。

其二便是处死。尽管对违法宗室的量刑原则是从宽从轻，但这前提是没有威胁到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