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辽国的齐王、大丞相，韩德昌在兵法上的造诣即使追不上老对手寇凖，那也绝不是凡俗的寻常人，当得知自己中了骆永胜的奸计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鸣金收兵。

“敌不过四万之数，即使是以逸待劳的生军，终究是步卒，追不上咱们。先命全军撤离战局，待回到大营修整后我军尚可再战。”

怒归怒、恼归恼，韩德昌也并不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和楚宋联军拼个鱼死网破，他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只要全军撤回大营，好好修整三五天，马上就生龙活虎，即使攻略河北困难，大不了他韩德昌也可以带兵回国。

可是韩德昌没有想过，骆永胜的军中也有一支骑兵，还是一支重装甲骑兵。

重装甲骑兵这种作战单位辽国当然也有，而且数量不多不少，一两万人还是有的，但是韩德昌一直不太能看得上。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宋辽作战中，辽国一直都是作为主动进攻方，而南侵就到处是险关巨城，重骑兵的作用并不大。

二来呢，就是韩德昌是一个传统的契丹贵族或者说游牧贵族。

作为传统的游牧贵族，并不是指他们多么崇奉兵法中关于骑兵的侵袭战术，而是他们更尊重马。

重骑军还有资格叫骑军？

给战马批上六七十斤的重甲，再驮着一个同样全身重甲，好几百斤的骑手，跑起来连原先一半的速度都没有到，那还谈个屁的兵贵神速。

而且跑不了一个时辰就得驻足歇脚，一天推进不了二百里，这样的仗韩德昌打不出来。

传统的游牧文化也不支持他们打这种仗。

靠这种速度，还拿什么来打秋风，拿什么以最短的时间来从南边的邻居家中抢粮抢人。

这也是为什么，契丹之后的女真，女真之后的蒙古，他们往往都不会保留大量重甲骑兵这一作战单位的原因，即使在艾因贾鲁战役中吃了大亏的蒙古，在统一中国后也没有大量督造重装甲骑军。

徐常北伐，元廷逃离北京，速度那可谓一个快。

或许从入主中原的那一刻开始，这些游牧民族就时刻做着快速撤离的准备，所以轻骑永远都是他们的根，是一种植入骨髓难以理解的文化。

最离谱的大概莫过于清末，蒙八旗向着马克沁重机枪阵地的亡命冲锋了，马蹄踏地声和着重机枪子弹退壳的脆响，成为了游牧骑兵在历史舞台最后的绝唱。

但现在，韩德昌不得不抢在旭烈兀之前，提前品尝到被重骑军冲阵的痛苦。

鏖兵近两个时辰的辽军早已经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力气拦得住以连环马为箭头，混着三千名威虏军老兵精锐骑军的聂方，整个侧翼直接被凿穿，留下一地令人望而生畏且恶寒不止的碎肉。

“殿下，咱们要撤了。”

亲兵统领拉着韩德昌就要跑路，后者虽然一脸的震撼，但却还没有失去方寸。在亲兵的护送中不忘发号施令。

“调一万军殿后，用战马做肉墙，势必拦住这支突骑。令，前军不可动摇，正面予宋军阻击，中军徐徐后撤，左右两翼保护中军回撤，边打边退即可，所有辎重后勤等物一律抛弃，不可贪恋。”

事已至此，大败退成了定局，韩德昌并没有选择死战来个杀身报国，不是他怕死，而是韩德昌深知，一旦他死了，这十万契丹的健儿就要永远留在河北，魂断中原了。

他把这十万人带出来，就得尽全力把十万人再给带回去！

哪怕只带回去一半，韩德昌回国自尽的时候，也可以死的踏实许多。

因此，仅冲这一点，韩德昌都不能死在这，他得活着撤出去。

带军冲阵的是聂方，而带破阵骑充任攻坚箭头任务的则是骆成英。

原破阵骑的统领是骆成武，后来成武去了福建，这个差事就交给了他。

小伙子很争气，对得起他作为骆永胜义子的身份，逢战必亲冒矢石，陷阵在前。

看到韩德昌的大纛北撤，骆成英催马更急，面甲下仅仅露出的一双眸子似有火在燃烧一般，极其炽烈灼热。

刀指大纛旗，骆成英虽因箍着面甲无法大喝，但身后五百骑却心灵相通，紧随其后。

辽军如海潮般涌上，虽明知拦不住，却也个个悍不畏死，硬生生以血肉之躯来挡破阵骑的锥角钢刀。

尤其是韩德昌的亲卫营，更是舍身与马蹄之下，宁可着被活活踩死，也要刀砍马蹄或者抱住战马，拖累其冲锋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