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刑大审讯室，我和廖队长两个人立即投入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刑大的传统还是很好的，虽然案件是我们中队主办的，但是其他中队的兄弟也没有作壁上观。西区中队的和。情报中队的兄弟，听说我们在侦办强奸案子，他们在领导的指示下，也来协助我们。

我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办案，因此对办案的流程并不是非常熟悉。幸亏有西区中队的兄弟帮助，他教我怎么填写受案表，立案表，传唤审批表，拘留审批表等一系列法律文书。

而廖队长和情报中队的同志亲自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并且是情报中队的同志操刀给犯罪嫌疑人制作询问笔录。我则是将一系列的法律文书全部搞定，在他们询问结束以后，第一时间拿着这些案件材料去审案大队进行拘留审批。然后把犯罪嫌疑人送进看守所关押，这样我们当天值班人员的活，才可以告一段落。

由于我一直忙着法律文书的制作，虽然我是案件的主办人，但是我并没有参与到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中。这其实在案件办理中犯了大忌，但当时我经验都比较欠缺，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刻的体会。在我后来的反思中，我才体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刑大都需在基层派出所锻炼以后才能进刑大的原因。因为刑大接触的都是大案要案，对法律程序及证据的要求都非常的高，每一个案子都要求证据形成完整的锁链，且逻辑上要十分严密。这绝不是一个办案新手能够一下子掌握的技能。而刑大也没有培养新人的习惯，刑大的兄弟都本能地以为能够进刑大手上总有几把刷子，因此好多法律上的程序和证据上的问题都不会做过多的提醒，他们觉得你应该是会的。

虽然我们办的是大案子，但是基本的法律程序和证据锁链是相通的。无非是大案子的取证和法律程序更严谨，更严密一点，但这无关案子的定性和认定。

我由于没有第一时间参与到案子的审讯，所以对犯罪嫌疑人的交代也没有直观的印象。由于情报中队的兄弟制作讯问材料时，并没有按照办案的要求进行制作。所以很多案件的细节问题都没有扣死，再加上在询问之前笔录制作人员并没有和受害人进行交流，因此案件的细节就完全听从犯罪嫌疑人的叙述。

当然作为侦查人员，罪与非罪的界限，他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他只把强奸案子的几个要件进行了证据固定，但是涉及到案件的细节，应对上就没那么仔细了，这也让我在后续的办案中吃了大苦头。

传唤的讯问笔录，只扣死了犯罪嫌疑人，确实与受害人发生了性关系。至于在与受害人发生性关系时，有没有采取强迫的动作或胁迫性的语言威胁，有没有造成受害人身体上的伤害。更重要的是受害人当时的反抗动作，或者语言上的一些反对的话，都没有进行针对性的讯问。

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并没有进行讯问，也没有体现这些动机的相关事实的论述。还在整个讯问笔录中，给我留了一个大尾巴，就是犯罪嫌疑人提到在发生关系以后其向受害人提供了200元钱的事情。这其实是在强奸案子认定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证据印证的不好，案件就会向卖淫嫖娼这个方向滑过去，这样我们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就会失当，更是会让整个案件都黄掉。

我们廖队长是交警出身，对刑事办案的业务并不是很熟悉，他是想当然的认为，既然你强迫和对方发生了性关系，那就是强奸。也不管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更不去深究这个案子里面的一些细节。觉得犯罪嫌疑人的交代和受害人的陈述，有些出入也是正常的，还没有去想一些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对定性强奸案子的罪与非罪，把握的都不准确。而我作为这个案子的主办人，在法律认知的把握上，也是一个新兵蛋子，而且也亲近，我们刑大的侦查员都能准确无误的收集到有用的犯罪证据。

因此当我拿到两份笔录的时候，（一份是受害人的报案笔录，另一份是嫌疑人的讯问笔录）并没有仔细的核对两个笔录之间的矛盾。如果是有经验的侦查员，发现笔录之间存在的矛盾，就会第一时间进行化解。解决办法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针对性讯问，再结合法医痕迹，勘察人员的初检报告，搞清楚产生矛盾的原因，第一时间将笔录之间的矛盾化解掉。这样在后续的办案中就不会出现因陈述上的矛盾问题，而对案件的认定产生质疑。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办案进程，有时甚至会让一个简单的、证据充分的案件，变成一个充满各种怀疑，证据相互矛盾的案子。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公诉机关就会以案件证据不清，事实不明的理由，按照刑法上无罪推定的原则，放过犯罪嫌疑人。那么作为案件的主办人，就要承担玩忽职守的法律风险。

可是我作为一个新兵蛋子，哪有那么多的法律风险意识。尤其是廖队长也和我一样，在刑事办案方面也是个二道贩子，对刑事办案也是一知半解，对证据之间的矛盾也没有充分的认识。觉得证据差不多了也就可以了，也没有深究证据之间的细节问题，对案件的把关也是马马虎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