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普通士卒的饷银标准是每人每月一两五钱银子，粮饷是每人每天两斤半左右，很多时候饷银还不能足额给付，而是以等价的粮食、布帛、油盐等物品替代。

北方边境战乱连连，军事压力大，虽然军队中的贪腐情况严重，但有朝廷的财政补给倾斜，军官将领也不敢把手下骄悍的士兵逼急。与之相比，在大明内地承平日久的江南情况则更为严重，上层将官不仅吃空额空饷，还克扣拖欠军粮饷银，层层盘剥之下，最终能派发到士兵手里的不过十之一二。

卫所的士兵原本就拿不到太多饷银，但在军中服役好歹能混个温饱，现在军粮也被克扣了，温饱都不能得到解决。那些军户更是煎熬，原本就没有饷银，耕种军田获得的粮食大部分都要上缴。一些将官凭借权势地位强行占有军田，无地军户被迫变成了佃农，只能租种他们的土地。

这样一来，国家的田地变成了私田、隐田，国家的军户变成了私人的劳力。长期如此，军队兵源、徭役人力日益减少，国库赋税收入日益降低，朝廷对于地方的控制力被极大削弱，地方势力则快速壮大，脱离了朝廷的掌控。

底层农民、军户和卫所士卒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温饱无法保证，朝廷对南方地区各卫所的控制也难以维继。

就在这时，财大气粗、掌握南方粮食命脉的江南士绅们出现了。

他们利用在科举中的优势以及在朝堂上的权力，培育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扶持、安插大量官员在各层级官府之中，基本上掌控了大明南方的地方权力。

天启初年的移宫案、东林党争、阉党乱政等事件，都不过是皇帝在与各方势力角逐、争权夺利罢了。

皇帝竟然要与“我们”争权，那还得了？赶紧安排一下“落水”、“惊吓”，继而又在医疗、药物、饮食等各处做手脚，意图再次使帝位更迭。

只可惜，来自后世的灵魂阻断了这一进程。

保住自己的性命后，朱由校利用阉党，也就是“帝党”，逐步收回权力，开始在北方各地施行改革，抓捕抄查士绅官商，将大量钱粮掌控在手，使得帝党有了足够的底气，能够与士绅和文官组成的“江南集团”相抗衡。在北方，皇帝大力扶植厂卫，强化特务机构的权力，死死握住军权，使得帝党的势力要强于江南集团。

这极大触碰了江南士绅和文官集团的利益。江南集团只能着手南方，渗透卫所，掌控军队，私下里打造、购置武器装备，招募人马、训练成军。同时拉拢南方各地方势力，特别是利用朱由校削除山东藩王一事拉拢诸多身处南方的藩王。

江南集团财力雄厚、资源丰富，直接以高薪厚禄收买了许多卫所指挥使，又以高于朝廷、并能实际发放到手的饷银安抚控制中下层将官和兵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