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八年（720年）正月，宋璟、苏颋因推行新币，得罪了权臣被免去相位，宋璟以宰相待遇退休，苏颋出任礼部尚书。

京兆尹源乾曜、并州长史张嘉贞接替了他们。

源乾曜曾与姚崇同时为相，属谨小慎微型人格，讲传统、重操守、脾气好，施政较为宽和。他这种人一般不会做什么坏事，但也提不出多么高明的见解。

再次称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奏请玄宗把自己在长安任职的两个儿子，外调他地赴任。

可别小看这一做法，当时的长安在地位上比现在的北京还强，既是大唐国都，更是令万邦景仰的国际化大都市。不知有多少人千方百计的托门路想要调入朝中，而一旦达成所愿，没有谁愿意再离开这繁华所在。源乾曜能这么做，至少证明他不徇私情。

玄宗大大褒奖了源乾曜这种至公无私的精神，还下诏让文武百官学习效仿。有百余名官员在他的感召下，主动申请调往外地。

张嘉贞的成长经历与源乾曜不同，他做过监察御史、兵部员外郎，还长期在地方主政，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战略眼光。

开元五年（717年），他在并州长史任上，针对降唐的突厥九姓散居于太原以北，一旦反叛会严重危及京畿安全这一现实，主动奏请玄宗于并州境内屯驻重兵镇守，以备不虞。

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专门成立天兵军，编制八万人，让张嘉贞出任首任大使。

开元六年（718年），玄宗又把横野军从蔚州迁往山北，屯兵三万，用以监视和保护归附大唐的突厥各部。同时让拔曳固、同罗、霫、回纥四大部落酋长分别担任前、后、左、右讨击使，统归天兵军节度。有事作战，无事放牧。

与源乾曜的执政风格相比，他执法极为严格，为人又刚愎自用，有股不怒自威的气势，部众对他敬畏有加。

担任宰相后，他重用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以及殿中监崔训四人，时常与他们商议政事。这四人在张嘉贞的加持下，颇有点牛哄哄的样子，时人戏称他们“令公四俊”，用现代语境来表达，就是“张宰相的四大干将”。

联想到前两任宰相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珽，可以大致看出玄宗配备宰相班子的思路，通常是一个作风强势、一个较为柔和，这样搭配起来既不容易闹矛盾，还可以互相制衡。源乾曜与张嘉贞的搭档，也是出于同一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