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如此规格，不可谓不高！

可朱瞻域闻言之后，却没有说话。

虽然他没有开口反对，但沉默的姿态，已经算是委婉的表达了异议。

朱高煦将朱瞻域的沉默看在眼中，也不生气，似乎料到对方会如此反应，于是故意岔开话题道：“你纳了吴家嫡女之后，似乎对宁宁有所疏远。”

他和朱瞻域一样，都是男人，自然知道贪恋美色是男人的本能，也是本性。

即便朱瞻域曾经为了与袁宁宁的感情而不愿意纳妾，可当他真正纳了一房妾室，并尝到了姬妾的妙处与甜美之后，又岂能与人性本能对抗，马上超凡脱俗？

此时的沉默，乃是他嫌二十名妾太少了。

“儿臣有错。”

朱瞻域陡然一惊，立即躬身道。

他哪里会不明白朱高煦说这番话的言外之意？

正所谓“淫者，过也，过其度量谓之为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过度贪恋美色，就成了败坏德行之举。

朱高煦这是在劝朱瞻域要懂得适可而止，切勿过于贪恋美色。

“儿啊，你要知道，虽然金陵女馆已开设二十余年，京师女馆也开设有十余年，可这天下间，学过女四书的良家女，又有几人？”

朱高煦耐心的解释道。

洪武元年三月初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做了一件与大明朝的女人们，特别是“第一家庭”的女人们有重大关系的事情：命儒生朱升编订《女诫》，并刊刻全国发行。

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就是收录历代贤德后妃的光辉事迹，然后全国推广学习。

尤其是朱元璋家里的女人们，更要在后宫开设讲堂，由主编朱升亲自主讲，包括皇后在内的所有嫔妃都要列席旁听，认真学习。

而之所以说负责编订的朱升是“主编”，而非作者，实在是因这部《女诫》大有来头，它最早出自东汉女文学家班昭之手。

之所以要朱升重新编纂，是因为在他眼里，做一个百分百好女人，特别是“第一家庭”的好女人，还需要一个重要素质——不擅自专权干政。

这一条，也被朱升不折不扣写入了编订版的《女诫》中。

而也从此之后，《女诫》一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大明王朝的妇女基本评判手则，无论宫廷还是民间，执行的都是这一套相同的标准。

而在朱元璋的推广下，《女诫》不但风行全国，在明朝，还相继的诞生了两个“升级版”，一个是朱元璋儿媳妇，明成祖朱棣皇后徐氏所编的《内训》，另一个是明刘氏所作的《女范捷录》，前者认真学习《女诫》中的“后妃不干政”精神，并将其理论观点细化，以单独成书的方式深入解读。

后者则继承发扬《女诫》中关于好媳妇的各类评价标准，不仅以理论的形式进行剖析，更精选大明朝具有典范意义的好人好事，真实记录并热情讴歌。

这两部书，加上唐朝宋若翠的《女论语》，以及班昭原版《女诫》，被后世并称为“女四书”。

而朱元璋之所以要苦心打造这部“百分百好女人宝典”，也并非是有意要让家里的女人受二茬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吸取了历朝历代由于后宫干政而导致国势衰弱的教训。

他的第一追求就是：保证大明历代帝王的法定老婆，从皇后到宫女，都是百分百的好女人。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朱元璋煞费苦心，除了编《女诫》搞思想宣传外，在制度上，也大伤脑筋，比如——明朝皇室选老婆的程序。

从表面流程上看，明朝皇室选妃的过程，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都大差不差，都是先四面撒网，从民间选拔，然后层层淘汰，给皇子找到意中人。

然而相比之下，明朝皇室的选妃，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深入群众的，因为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定下了调子——凡天子，亲王之后，妃，宫嫔，慎选良家女为之，进者拂受。

翻译成白话就是：皇帝以及亲王的老婆，无论是正房的皇后，还是偏房的妃子，都要通过严格的选拔程序，优先选择“良家女”，理论上是非医非巫非商贾非百工。

在历朝的谕选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良家”，便是低级的官吏、无职的士绅、儒生之家。

至于那些主动给皇室“献美人”的，一律不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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