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浩南没打算在五家埭搞澄江的农村模式，因为一旦扩张过度，就超出了一个村庄应有的管理水平，且利益方数量增加带来的不必要行政成本，更是会在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出现“家族化”掠夺。

人数过万，智商减半。

张浩南给自己心里画了一条线，五家埭利益集团的人数只要达到一万，就另起炉灶。

宁肯要十个一万人的五家埭，也不要一个十万人的五家埭。

所以在跟吴仁娟讨论的时候，市政府、市区镇政府、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相关单位，都派出代表出席了五家埭村村部会议室的谈判会议。

农村最大的资产就是集体土地，因此就注定了通常情况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般有两种分红形式。

一是人头数来分红，也就是村集体分红总金额均摊，有多少原始户口，就有多少分红。

二是土地入股合资经营，保证每年有最少百分之零点二的分红。

第一种情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张浩南租了村里的地，村里收了租金之后，再分给全体村民。

但通常情况下农业用地租金普遍不高，分摊到每家每户，其实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所以想要提高第一种情况的分红数，就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将村集体资产优化，在能人的带领下开办企业，这样村办企业创造利润之后，就能有更多的结余拿来分红。

这也基本上就是很多发达农村起家时的状况，但也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是能人有理想和坚持，最终带领村庄越做越大，村办企业也越做越强；另外一种就是干部们趁机把企业做死，捞个盆满钵满之后，留下一地鸡毛。

一个村的烂账，往往就是上级行政部门承担，乡镇兜不住就再往更上层。

如此层层累计，有时候一个农业县的运动式创业烂账死账，会大得惊人。

张浩南跟五家埭村的合作，还是比较奇怪的。

“首先明确一点，随着‘沙城食品’以及我名下其余企业的发展扩张，员工的住房、出行、教育、医疗卫生、娱乐等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我在企业发展规划上，对商业用土地的需求是硬性需求，我会尝试在企业内部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首先是住房问题，也只能是住房问题。”

“那么我自筹资金开发房地产，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我对商住类用房并不感兴趣，也并不以开发商住类房地产为盈利方向，即便它的确能带来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