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沿用北宋制度，矿冶机构分为监、务、场、坑、冶五种。

监是区域行政机构，务是税务部门兼收购站，场是采矿场，坑是矿坑，冶是冶炼厂。

其余官员和本地名流，集体上前拜见之后，众人便陪着朱铭一起进城。

朱铭随口问起钢铁产量，耿鼎臣如数家珍道：“利国监自从采用新式冶炼之法，可月得生熟铁18万斤，商贾、工匠、百姓皆受其利。”

换算过来，就是月产100吨左右，而且是生铁和熟铁一起算进去。

这些生熟铁，大部分是民间冶铁场的产出，商贾只拿出20%产量来交税，其余得靠利国监花钱购买。

国营冶铁场也有，但跟军工厂混合管理了。

另外，这100吨生熟铁，并非徐州的全部产量。定然还有为了避税，被悄悄隐藏起来的，用于本地的零散交易。

大明新朝的工商税，继承了北宋系统。

即以某年的税额为祖额（基数），再以接下来几年的实收税额，通过某种算法确定当年税额，以此确保各地的工商税稳中有升。

官员只要征足这个额度就合格，不会出现明代工商税越收越少的情况，同时也变相给了官员合理贪污的机会。

大部分官员，实收税额一般刚刚及格，剩下的工商税私自瓜分掉。

迫切往上爬的官员，实收税额往往会猛增，以此来凸显自己的政绩。这种做法非常得罪人，一是导致属下官吏能拿的钱变少了，二是可能导致当地工商税祖额提高。

如果实收税额不足，官员通常会东挪西凑给补上。

不补上也可以，必须详细说明原因，同时政绩考评要受影响。

工商税细分下来更复杂，税额甚至精确到某天，有日额、旬额、季额、年额等条目。

这种税法，朱国祥和朱铭都没想着改变，古代能做到税额稳中有升已非常了不起。官吏合理贪污，商人合理避税，也算留下了弹性空间。

徐州的宾馆已打扫出来，其余客人提前请走，只允许朱铭和随从住进去。

徐州客馆使，也就是徐州宾馆总经理，站在大门口迎接时露了脸，还跟太子爷说了两句话。这让他无比激动，顿时干得更卖力了，忙前忙后安排得无微不至。

像这种职务，明清两代一般由吏员升任。

而宋代的州级以上宾馆，总经理却多是恩荫官出身，甚至有不少新科进士来担任。

这不就解决了荫官和进士的就业问题吗？

“权可近年来怎样？”朱铭在宾馆住下，只留宇文常聊天，其余官吏都被打发走。

宇文常感慨道：“自黎州一别，臣先调去成都，整顿那里的茶马贸易。因为整顿得太好，得罪了不少人，任期不满就调去夔州，再调去淮南又辗转江西。在前朝想做事太难了，总是有人来掣肘。便是伱做好了一件事，一旦调走又恢复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