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读书人的泛滥，从北宋中期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落榜士子经商。

其中一部分，将儒道与商道结合，自称为“儒商”。他们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将儒家“义利之辨”融入商业活动，不管私底下如何，至少表面上无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学，对“儒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陈渊说道“儒家有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论语》里的句子，阁下想必早就读过。但君子可以言利吗？可也。君子当以义理财……”

以义理财，是王安石的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能在京城讲学，陈渊重新翻开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读王安石，带着批判的眼光，纯以洛学门人的角度出发。

如今再读王安石，则以吸收为目的，摘取新学的可用内容，把“道用学”包装成新学拿去推广。

读书角度不同，观感就大不一样。

陈渊发现，王安石的义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给道用论做注脚。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义利篇”就快写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

但有一样，陈渊不支持王安石。

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这个观点，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

君子固穷还讲不讲？

这位商贾，下午就来拜访朱铭，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学读书，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

“可以，”陈渊微笑道，“别的商贾子弟，也尽可来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