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封微微一笑，道：“此番若能入得成都，桑鼎虽有大功，首功却是无患你。待此间事了，我回都复旨，多半仍旧任我的熊飞军都指挥使。那时我便将你调入梁都，任我的指挥使可好？”

指挥使是都指挥使的副手，按例由文官担任，是从四品高官。若程备升迁此职，便是连升两级了。

程备道：“那便多谢都司了。先前我便说，我只求能回梁都，升迁与否倒不在话下。但世间哪有人不愿升官的？若能如此，我愿足矣。程备必追随都司。唯都司马首是瞻。”

陈封点头道：“伐蜀功成，我表奏有功将佐，杨继先袭取剑阁自是首功，这份功劳旁人是抢不去的。第二位便是无患你了，连番大战，皆是无患赞襄之功，军中杂事，粮草军需也全赖无患。第三位才是桑鼎了，说降夔州，成都献城，裴桑鼎功劳不小。他是圣上钦差，总不成排到那些武将后边去。再往后，才是徐毅节、梁临道、冯止水。无患，这样排法，你以为如何？”

程备道：“都司心底无私，不肯居功，这般排法，确是公道。正为都司不居功，天下谁人不知都司方是首功？都司运筹帷幄，深谋远虑，方能有今日之胜局，我等不过拾遗补阙罢了。程备何德何能，敢居第二位？请都司将程备功劳后移些，也免得众位将军不服。”

陈封道：“这事你也不必推让了，哪个不知你的功劳？又有何人不服？你只管泰然处之就是。”顿了一顿，又道：“我若回都，这虎贲军都指挥使一职便出缺了，我该荐哪个好？政事堂已回文，杨继先已实授天雄卫都统制使一职，若再荐他任都指挥使，却不免惹人非议。虽说他功高，却也不能升的这般快。那便荐徐毅节如何？只是徐氏与圣上有些芥蒂，只怕圣上不愿升他。若荐冯止水，然以他之功，却尚不能升此高位，何况冯止水也无统率大军之能。无患，你以为我该荐何人？”

程备道：“都司还该荐徐毅节才是。”

“哦？却是为何？”

程备道：“若无伐蜀之战，只怕此时徐毅节早升了虎贲军都指挥使了。”

陈封诧异道：“无患此言所为何来？”

程备道：“都司，我以为，赵都司殁后，当今便已属意徐毅节升任都司了。但逢伐蜀，徐毅节若骤升高位便统率大军，实恐其有失，更虑其拥兵自重，这才有嗣后之事。”

“徐少保乃是我大郑宿将，威信素着，故旧满朝。卢太尉虽升任都宣抚使，却难比徐少保。自徐少保致仕，军中旧将多有怨言，皆为徐少保也。便是天下之人，也尽有为徐少保鸣不平者。此时当今若提拔一位徐氏将领，可安军心，可封天下人之口，亦可定徐少保之心，此一举三得之事，当今何乐而不为？”

陈封狐疑道：“倘若徐氏有谋逆之心，当今怎肯令徐毅节统率大军？若生出事来，为祸不小。”

程备笑道：“我以为，当今要用徐氏，亦要防范徐氏。是以都司可举荐徐毅节升任虎贲军都指挥使，仍统率长林卫镇守汉中，只需徐毅节不在蜀中，便无大祸；都司可再荐杨继先统率天雄卫出镇夔州，防备楚国；梁临道统率鹰扬卫坐镇成都，平定蜀中二郡。三支兵马遥遥相望，又可相互制衡，当今便可无虑矣。”

陈封恍然道：“梁临道是龙骧军兵马，杨继先又是我旧将，如此，徐毅节虽有都指挥使之名，却难以节制蜀中兵马，便难以为祸矣。无患好谋划。”

程备道：“当今所虑者，恐有人据蜀地自立耳。有鹰扬卫与天雄卫两支兵马在蜀中，又互无统属，当今自可安心。”

程备看着陈封，忽又道：“都司，蜀中有地势之险，又有物产之富，居蜀地出可逼长安、凤翔，退可守剑阁、夔州，实是卧龙之地。都司若自荐留守成都，也不失一个绝好去处。”

陈封看看程备，立时便明白程备话中之意，但见程备不肯明言，便也含糊道：“蜀中虽好，却非我意。我家中老小尽在梁都，我如何不想回梁都？何况天下人皆知防范蜀中，当今如何不防？又岂肯允我所请。我麾下四卫兵马各有心思，难以节制，当今方能命我统率大军。若伐蜀大军皆是我旧部，当今岂能放心得下？又怎会命我统兵伐蜀？”

程备道：“都司，杨继先自不必说，必是忠心于都司的；梁临道是都司旧日同袍，如今位份在都司之下，也是可以笼络的；夔州乐籍新降，其心未定，可为盟好。若有这三支兵马为都司所用，都司又有何虑？都司若有此意，备愿效犬马之劳。”

陈封道：“无患，你的心意我已尽知，我也非泥古不化之人，但此事非一时能决之。我等在外征战一年有余，兵将思归心切，恐非我所能服之。若生出钟士季之事，万事休矣。”

程备叹息道：“都司所虑极是，是程备莽撞了。既是如此，都司当以国事为先，先安蜀中为要。”

陈封道：“无患一心为我，我岂能不知？然我陈家世代受郑国隆恩，安忍负之？今日我便表奏朝廷成都之事，等朝廷旨意便是。无患，我是武将，无治国理政之能，若成都献城，朝廷旨意往来尚需时日，我该如何安定蜀中？”

程备道：“成都若降，蜀中便无大患。蜀中三郡，成都归降，梓州可传檄而定，只夔州，还要费一番思量。裴桑鼎未归，我等尚不知乐籍为何肯降，也不知其心坚否？若是其狐疑不定，首鼠两端，后恐有变，都司当早做防备。待成都已定，都司当上疏朝廷，奏请封乐籍为正三品之怀化大将军，再封其侯爵，赏一镇节度使，令其在梁都安居。而后都司可邀乐籍一会，面晤以安其心。只是都司不可亲临夔州，若邀乐籍到成都，又恐他心中犯疑，不肯前来。不如将相会之地定于成都与夔州之间，便是南充便好。我大郑以高官厚禄、仁义至诚待乐籍，料想乐籍可不复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