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已入秋，太阳上来后仍是火辣辣的热。已是巳正时分，政事堂中照旧忙乱，四个中书舍人在外间忙得抬不起头来，里屋门却紧闭着。

屋内只坐了三个人，袁端与宋质仍旧坐在炕上，地下椅上坐的是崔言。

袁端、宋质二人面色凝重，只听崔言道：“昨日晚间桑鼎便将这事说与我了，因蔡重楼在，一时不及禀与二位相公。恐惹他生疑，我并未寻机禀报。直至蔡重楼去了户部，才得空禀报，请二位相公决断。”

袁端迟疑道：“默之，蔡重楼虽有些可疑之处，然他是朝廷重臣，中枢宰执，怎能以字迹便定了他罪过？况且那匾额是否当真是蔡重楼所书尚未可知。倘若拘拿问罪，出了差错，多少年的情分便撕破脸了。”

宋质道：“袁相公，正为他是宰执之臣，才不可轻纵了。蔡重楼若干犯国法，便是我政事堂之耻，你我怎能容这等小人为所欲为？若是政事堂不管不问，日后他东窗事发，我二人担上恶名事小，政事堂何以服天下？政事堂政令恐再不能颁行天下。这岂非是我等之过？”

崔言道：“禀相公，今日一早我便带着昔日蔡重楼所书笔墨去了兵部，寻那兵部职方司郎中齐愬。那齐愬是常到万胜镇萧楼的，他见了蔡重楼字迹，便断认那萧楼匾额定然是蔡重楼所书。齐愬又说，他年初之时又曾去了一趟万胜镇，萧楼上的匾额已是换过了。若非心虚，这匾额又怎会轻易更换？”

袁端仍旧犹疑道：“纵然蔡重楼勾结万胜镇乡绅渔利，虽是罪过，却也算不得重罪。又怎能据此便断定他与陕州案相关？我等大张旗鼓拿问他，倘若不能坐实，政事堂颜面须也不好看。”

崔言道：“相公，初时我也只道拘拿谢蕴的消息是从陕州漏了出去，然现下细细想来，倘若当真是陕州大理寺官员泄露消息，这消息在路上一来一回数日之久，那谢蕴为何偏偏在拘捕文书刚到陕州之时身亡？若说是巧合，却也未免太过巧了一些。”

宋质道：“正是，若是在陕州便走漏了风声，那些贼子为免夜长梦多，早便下手将谢蕴除去了，何必等到政事堂文书到了陕州才下手？”

崔言道：“是以消息定是从梁都走漏出去。然那日知晓此事之人除二位相公外，便只有我与蔡重楼、陈崇恩了。陈崇恩与陕州素无瓜葛，只怕连那段圭、谢蕴面也未曾见过；崔言自问从无苟且之心，那便只有蔡重楼了。蔡重楼既有勾结地方豪强之事，岂能不教人生疑。”

袁端道：“纵是蔡重楼走漏出消息，他又如何能赶在兵部驿传之前赶到陕州，他纵快，又岂能快过六百里加急？”

崔言道：“相公，此事是我之疏失。那日商议之后，我在申时才将文书交与银台司，银台司归总后，到申时末才将文书发与兵部，是以便晚了一些。再者文书虽是六百里加急，却非军报，我也并未加意嘱咐。那文书到陕州城外之时正是酉时末，陕州城门已关，兵部驿使并未叫开城门，而是等到第二日卯时才将文书送进城。如此，那贼子只需早过兵部驿使一个时辰，便可进城，便有一夜时辰行事。事，便败在这一夜之间。”

袁端也知崔言事忙，这文书又是机密之事，不便交与旁人，这才晚送了，又怎能因此责怪崔言。便道：“这也是命数。此事若不漏出风去，又怎能疑到蔡重楼身上？与你并无干系。既如此说，只怕蔡重楼当真脱不得干系了。依默之之意，是要即刻拘拿蔡重楼了？”

崔言道：“禀相公，非但要即刻拘拿蔡重楼，还要遣快马赶往利州，命蒋廷即刻拘拿原陕州太守，现利州转运使段圭，并原陕州太守府经历，现利州漕粮转运监文修。”

袁端、宋质都是一惊，宋质道：“拘拿段圭？这段圭的罪已坐实了么？”

崔言道：“二位相公，熊御史失踪一案，已可断定乃是熊御史路经陕州，无意查出陕州府官员有贪墨情事，却被陕州官员得知，遂买通熊御史两个随从，将熊御史谋害，以灭其口。此事既定，其中有一事却不得而知，那便是陕州府官员如何得知熊御史查出贪墨的。”

“据严榷查知，熊御史在陕州只见过两个陕州官员，一个是甘山驿驿丞，另一个便是时任陕州府太守段圭了。熊御史见那甘山驿驿丞之时，尚未入陕州，必不能得知陕州官员贪墨情事，又怎会向驿丞言及此事？那便只有陕州太守段圭了。崔言以为，熊御史必是规劝段太守，要他查实陕县令谢蕴之罪，却不知段圭与那谢蕴本是沆瀣一气，便就此下了毒手。”

“那陕州太守府经历文修整日跟随段圭，那日晚也随段圭到客栈拜望熊御史，定然也是脱不得干系，是以也要一体拘拿。崔言以为，熊御史定然遭了毒手，凶犯便是段圭、文修、谢蕴与熊御史两个随从，蔡重楼虽未参与此事，却定然与段圭暗通款曲。谢蕴想必并非自尽，乃是为人所害，加害之人，只怕便是蔡重楼遣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