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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零一章调令又来了

调令到的那天，窗外飘着细碎的雪。雪不大，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只在地面上留下一层浅淡的湿痕，像是有人在白纸上用清水画了一道线，干了就看不见了。

李阳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和四年前一模一样。他穿一件深灰色羽绒服，拉链拉到顶，衣领竖着，像是刚从哪里赶回来的。他没进办公室，就站在门口。他把信封放在桌上：“正式文件，县发改局局长，正科级，下周一上任。”他说话的语气和四年前几乎一样，像是这些年在同一套程序里反复运转，已经磨去了所有多余的修饰。

我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的笔还握着，笔尖停在纸上，已经搁了几秒没有落下去。窗外那棵银杏树的枝丫在灰白色的天空下站成一道安静的轮廓，雪片落在枝头，积了薄薄一层，很快又融了，顺着树皮淌下去，留下几道深色的水痕。四年前，也是他，也是这个信封，也是这样的语气。那时候是把我从平川镇调到发改局当副局长，现在是从副局长到局长。

我接过信封，放在桌面上，没有马上拆：“那谁来接副局长？”

李阳站在门口：“组织上还没定。你先主持全面工作。前任局长调去市里了，县里空了一段时间，现在正式定下来——你上。”他把最后那句话说完，像是已经完成了今天所有的交代，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响了几声，在楼梯口拐了个弯，被拐角吞掉了。

我坐在桌前，没有立刻拆信封。那盆绿萝在窗台上安静地待着，四年了，叶片肥厚，藤蔓沿着窗框绕了将近两圈，叶尖已经触到了墙面的夹角。前任局长走了，副局长位置还空着，我坐在中间，正对着窗口那棵银杏树。四年前坐进来的时候，我在这个位置上花了将近半年才分得清桌上的材料、科室的流程、各方的进度。现在那些材料不用翻也知道放在哪一栏，流程在心里走一遍就知道下一步该找谁对接。

我拆开信封，抽出里面的文件。白纸黑字，红章盖在落款处，日期是三天前。内容不长——经研究决定，任命陆浩明同志为平川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正科级），免去其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职务。我看了一遍，把文件放回信封，搁在桌角。窗外那棵银杏树的枝丫微微晃动了一下，像是一个在远处等了很久的人终于收到了确认信号。

那天下午，我坐在办公室里，把四年的工作在心里过了一遍。不是刻意回想，是那些事已经长成了习惯，动一动就会自己浮上来。

第一年，刚到发改局。那时候对发改局的工作理解很浅，只知道管项目、管资金、管规划。真正上手之后才发现，发改局管的是“统筹”——不直接修路，但修路的钱要走发改局的盘子；不直接种地，但种地的政策要发改局去对接。那一年，我花了大量时间在看文件和熟悉流程，把各科室的职能、各乡镇的项目申报情况、各部门的资金拨付节点逐一摸清。

第二年，开始独立牵头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全县农田水利设施的改造，涉及五个乡镇、十几个村。我去现场勘测了三次，走访了几十户村民，在把修改意见逐条标注后，项目方案才最终定稿。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走完了全部流程，落地之后，我和相关乡镇的人坐在一起，核对完最后一批拨款明细，才把文件夹合上。那是我在发改局办成的第一件完整的事。

第三年，接手了全县农业产业化规划的起草。那时候农业产业化在全县还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各乡镇各有各的做法，缺乏一个统一的框架和方向。我带着科室的人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跑了十几个乡镇，把全县的土地流转现状、种植结构、合作社运营情况做了一次摸排，列出了每个乡镇的优势和短板。初稿写完之后，改了七稿。每一稿都有不同的意见从不同的方向递进来，有的来自乡镇，有的来自县直部门，有的来自分管领导。到第七稿定稿的时候，框架里的每一项都经过了反复的商讨和论证。

第四年，规划获批了。批文下来的那天，我坐在办公室把文件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是我在发改局四年里拿到的第一份以整个部门名义获批的规划类文件。规划获批之后，县里开始陆续推进相关的落地工作。随后，前任局长调走了，副局长位置空缺，县里开始考虑接替人选。有人开始试探风向，有人在打听谁会接任，有人装作不知情。而我在那个时候什么都做不了，也没有刻意去做任何事情，只是继续把规划里的条款逐项分解成可执行的任务，落实到相应的乡镇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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