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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没去县局，也没去招待所那边的临时办公室。早上八点，我骑着摩托车去了平川镇，在镇东头那家卖早点的铺子里要了一碗粥，两根油条，慢慢吃完，付了钱，又买了一包烟，把摩托车停在王德厚家院子外面的墙根下。我没去找他，只是绕了一圈，从镇后那条土路绕回县城。

后视镜里一直没出现那辆黑色桑塔纳。

第三天，老周把一份复印材料送到招待所前台，没有上楼，只留了张字条：“那家建筑公司的注册地址我去了一趟，门锁着。问旁边店里的人，说去年就搬走了，没人知道搬去了哪里。公司法人代表姓孟，我查不到这个人别的信息。”字条底下夹着一张折好的纸，是那家公司在工商局的注册档案复印件，上面有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号和住址栏，住址栏写的是省城一个老小区的门牌号，不知道还在不在。

小吴也打了电话来，声音压得很低：“何成那边，他老婆前天来了一趟县里，在招待所附近转了一圈，没进来就走了。”我没接话，他也没继续。

第四天，赵国栋的联络员李阳来了一趟招待所，手里拎着一袋橘子。他放在前台就走了，没留话。老刘把那袋橘子递给我的时候，橘子还带着凉气，果皮上有一层水雾。我没有吃，放在窗台上，摆了两天。

第五天，我收到了第四封信。这封信不是放在前台老刘手上的，是塞在招待所大门底下的门缝里。老刘早上开门时踩到它，捡起来看了看，没拆，直接送到我房间。

信封还是牛皮纸的，没有署名。里面是一张剪报，从省报上裁下来的，豆腐块大小，讲的是去年邻县一个查案的干部被人打了的事，标题很普通，没写名字，只写“某县一干部在调查期间遭袭，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剪报边缘用圆珠笔画了一个小圈，没有文字。

我看了很久。圆珠笔的痕迹很轻，像是画的时候没怎么用力，又像是故意让这条线可以被忽略。我把剪报和另外三封信放在一起，拉上了抽屉。

正午的时候我站在窗前往下看，招待所门口那条街上没有人。对面那排梧桐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剩下几片枯叶挂在枝头，风一吹，微微晃动。

下午我坐在桌前，把郑德明老婆账户的流水和那家建筑公司的工商档案摊开并排放在桌面上。两边的信息对上了——汇款时间、金额、公司名、账户名，那条线没有断。何成还没有完全开口，但老周那边查到的公司注册地址虽然搬走了，法人代表的名字还留在那张表上，有名字就能继续往下找。

天快黑的时候，我把那张建筑公司的工商档案复印件折好，塞进了外套内侧口袋里。前台老刘在楼下喊了一声有人找我，我走到楼梯口，看到王德厚站在大厅里，手里拎着一袋橘子和一壶自酿的米酒。他看了我一眼，没有问什么，把东西放在前台：“路过，顺便带点东西。”

我接过那袋橘子和酒壶，在老刘没敢正眼看的视线里回了房间。

晚上我没有开台灯，坐在窗前摸黑把那壶米酒的盖子拧开，闻了闻，又拧紧了，放进了床底下的纸箱里。对面街上没有亮着灯的陌生车辆，路灯的光照在梧桐树光秃的枝干上，路面空空的，像刚被风扫干净过。我把那袋橘子从窗台上拿下来，放进了书桌抽屉里，和那几封信隔着三层木板，安静地待在一起。

忍了四天。第五天傍晚，我从平川镇回县城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招待所斜对面的路口，没有熄火。透过前挡风玻璃能看到驾驶座上坐着一个人，轮廓模糊，看不清脸，也没动过。我放慢车速拐进招待所大门时，从后视镜里看到那辆车的尾灯亮了一下，没跟进来。我把摩托车停好锁上，站在车棚门口往那个方向看了几秒，那辆车还停在那里。我上了楼，关好房门，没有开灯，从窗帘缝隙里往下看，那辆黑色轿车在十分钟后熄了火。又过了十分钟，重新启动，掉头，开走了。

第二天早上，老周和老刘都没来。我坐在办公室等了一上午，心里盘算着他们的去向。快中午的时候，赵国栋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但语气比前几天松了一些：“那辆车不会再来了。案子差不多到收尾阶段了，你准备一下，下周结案材料要汇总。”他没有解释更多，只说了一句：“该忍的忍过了，后面的事，按流程走。”我挂了电话，下楼走到招待所院子里，站在那棵歪脖子树底下抬头看了一眼。树梢上的叶子已经掉光了，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像一排没写完的字。风穿过树枝时发出的声音不像以前那么尖了，像是换了一个方向在吹。

我知道案子快结了。但快和完是两回事。有人在等那辆黑色轿车和那几封信消失，有人——包括我自己——在等抽屉里那些信、流水、剪报、工商档案一起变成一个句号。线头还在手里，没有松开过。按流程走，就是把它们交出去，一个也落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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