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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宋庆龄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再邀请下，搬到北京后海北河沿46号。这里原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花园。经过翻修整葺，园中原有的前厅“濠梁乐趣”改为大客厅，后厅“畅襟斋”改为大餐厅，在这两个大厅的西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设计，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宋庆龄的卧室兼起居室和书房，楼下是小客厅、小餐厅、理疗室、工作人员办公室。主楼南面是花园，园内湖水环绕，石林屏障，绿草如茵，松柏苍翠，花木扶疏，掩映生辉。与主楼相对，有一组古老的建筑，那是醇王府花园的南楼，以及西边假山上的听雨屋，东边假山的扇亭。亭台楼阁，参差错落，曲廊通幽，像一条玉带把南北的建筑连成一体。整个庭院古朴典雅，环境清幽。

这个幽静安适的庭院不仅是宋庆龄的清修之地，也有许多国内外的宾客常来拜访。他们在这里闲庭漫步，和宋庆龄聊天，说笑，谈谈国内外的一些大事。

但是不到三年，一场政治风波就使全国陷入了混乱，连后海北河沿46号也难以全身而退。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宋庆龄那些迫害过共产党的家人们。

早在1948年12月28日，新华社就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开列的43名头等战犯名单，并将他们称为“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这其中有多位宋庆龄的亲友：蒋介石、孔祥熙、孙科、宋子文（名列第十位）和宋美龄（名列第二十三位）。

家族血亲名列战犯名单，且排名居前，这也是宋庆龄无可奈何的事情。政见的分歧早就使宋庆龄感觉自己“不在家族的圈子中”。她曾对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说：“我的家族从不与我谈论政治。”

但此刻，红卫兵们却在最细节的地方跟宋庆龄斤斤计较。红卫兵们给宋庆龄发来了“警告信”，要求她放弃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不许养鸽子，不许留长发，不许穿旗袍。

宋庆龄觉得十分可笑，挽发髻和穿旗袍都是最传统的中国文化，怎么就变成资产阶级的东西了？但是迫于红卫兵们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她也只能有保留地让步。墙上的人体油画被摘下，换上了张闪着金光的大头。“濠梁乐趣”、“观花室”等匾额也替换成了无处不在的语录。

一天，宋庆龄突然接到一个消息，上海万国公墓被捣毁了。这就如晴天霹雳一样，突然把小庆的心给狠狠揪了起来：她的父母正安息在那里。经过多方打听，小庆最终确定自己父母的坟墓被当地的农民掘开了，骨头都被扔了出来。小庆一下子气得双手颤抖，泪如泉涌。

她立刻把这件事报告给周总理。周恩来立刻给上海革命委员会做出指示。当地民政局终于修缮了宋氏墓地，但是新修的墓地草草而成，又小又逼仄，原先的兄弟姐妹的署名都被毁去，只剩下宋庆龄一人的名字还刻在墓碑上。

新墓建成后，上海方面给宋庆龄寄来了一张照片。宋庆龄从自己的相册里翻出了1931年和弟弟宋子文扫墓时的合照，两相对照，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最后只能凄婉地说一句：“祖宗总算有个地方安葬了！”

这时传言再起，一批红卫兵打算毁掉南京紫金山陵墓的孙中山铜像的消息让宋庆龄实在不能再忍受了。

宋庆龄是一个极其传统的女人，从她守寡起，便只穿素色的衣裙，用镶黑边的信纸。每逢孙中山的冥寿和忌日，宋庆龄总是把双层窗帘拉得紧紧的，背着阳光坐着沉思默哀。孙中山“共进大同”的手迹墨宝一直嵌在她床头柜玻璃下，孙中山的像一直高悬在她寓所的客厅里。她还总是随身携带一只镶嵌着孙中山像的圆形银制框，就连出国访问都不离身。每到一地，她都会把镜框用布擦拭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床头柜上，保证睡前或起床时都能第一眼看到。

听说竟然有人要毁掉紫金山陵寝的孙中山铜像，宋庆龄立刻坐立不安。还是周恩来再次出面规劝红卫兵，才阻止了宋庆龄不愿看到的情况发生。为了保护宋庆龄，周恩来立刻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第一名就是宋庆龄。

由于周恩来的保护，以及宋庆龄在孙中山百年诞辰的隆重纪念仪式上，大段大段地引证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语录，使她也获得当时最有效的武器——“最高指示”的保护。虽然某些造反派想在北河沿46号门口贴大字报、大标语，但从来也没有得逞。后来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想出一条“妙计”，在北河沿46号围墙上写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十个斗大的字，就更没有人敢在围墙上贴大字报了。

但是宋庆龄没有独善其身。为了能在“文革”中保护更多的同志，她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过去的叛逆少女如今已经成长为了一个倔强老太。宋庆龄爱过、恨过，却唯独没有怕过。对于她尊重的同志，她给予无比的信任和莫大的爱护，并不随着时代的变换和动摇畏惧。

1966年年底，刘少奇、王光美已身处逆境。宋庆龄丝毫没有因为刘少奇被扣上“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吓人帽子，而疏远这身处逆境的一家人。1967年新年前夕，和往年一样，宋庆龄要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笔签上“宋妈妈”。这在当时给了受到“飞来横祸”的一家人巨大的支持和慰藉。1967年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已被扣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惨遭批斗和隔离看管，夫人王光美以“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被投进监牢。他们的子女有的被投进了监狱，有的被勒令回校接受审查。为了联系到失散的兄弟姐妹，孩子们马上想起的就是给“宋妈妈”写信，让她帮忙。宋庆龄顶着压力，把自己的亲笔书信和求援信转交给了毛泽东，又写信派秘书带上慰问品和杂志去看望孩子们。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所有亲戚朋友都与他们家人断绝了往来，生怕“株连九族”，但是宋庆龄却照样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寄杂志、送糖果，鼓励他们好好学习，表示一点点同情和支援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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