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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战场上，倒像是在分析一份案卷，“北洋军现在压着他打头阵，把他的川军摆在第一线当炮灰。他手下的人死了三成，曹锟的嫡系还在后面纹丝不动。赵保仁不傻，他知道再这么打下去，他的团就没了。在川军的逻辑里，有枪就是草头王，没了兵他什么都不是。”

又过了半个时辰，天色大亮，江雾渐渐散开。滇军已经在忠山正面打退了北洋军的两次反冲锋，双方在山腰上反复拉锯，伤亡都很大。就在这时，泸州城东门忽然打开了。不是被炸开的，是从里面推开的。城楼上那些穿着北洋军服的士兵忽然调转了枪口，对准了城内曹锟的卫队营房，紧接着东门城楼上竖起了一面旗——不是护国军的军旗，是川军的绿底青龙旗。

“他反了！”周子铭一拳砸在土坎上，泥浆溅了一脸，“赵保仁反了！”

沈砚之抽出配枪，从土坎后面站起来，对身后的传令兵吼了一声：“全军出击！目标——东门！”

护国军的总攻从东门的缺口处涌了进去。川军打开城门之后，城内的局势瞬间失控。北洋军腹背受敌，后院起火，阵脚大乱。曹锟的卫队旅试图从忠山撤退，却被滇军死死咬住退路，根本撤不下来。城里的巷战打了一天一夜，每一条街、每一座院子都在反复争夺。沈砚之带着一个营冲在最前面，在城隍庙门口和北洋军的一个连撞了个正着。距离太近了，近到能看见对方士兵脸上的恐惧。沈砚之抬手就是一枪，撂倒了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军官，然后侧身避过一刺刀，刀锋擦着他的肋骨划过去，在他军装的侧面撕开了一道口子，里面的棉花翻了出来，白花花的。

他没有躲。他是旅长，是这支队伍的主心骨。所有人都可以蹲在掩体后面，他不能。他知道这一点。他身后的那些兵也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当他的身影从硝烟里冲出来的时候，那些疲惫到极点的士兵们又站了起来，端着枪跟着他往前冲。一个士兵冲得太靠前，被一枪撂倒了。他倒下的姿势很怪——不是那种直挺挺的倒，而是整个人忽然一软，腿先弯，然后腰弯，最后才是头，像一尊突然被抽掉了骨架的泥塑，整个人坍缩下去，趴在地上，两只手还保持着端枪的姿势，手指扣在扳机上，抠得紧紧的，死了都没松开。

打到第二天傍晚，泸州城里的枪声终于稀落下来。北洋军的残部退到了城北的码头上，想坐船逃走。沈砚之早就派了一个连绕到码头对岸，架起了机枪。北洋军的木船刚离岸，机枪就响了。子弹打在江面上，激起一排白色的水柱，木船一艘接一艘被打穿船底，江水灌进去，船身歪斜，船上的士兵扑通扑通往水里跳，江水湍急，跳下去的人还没来得及扑腾两下就被浪卷走了。

沈砚之站在码头上，看着最后一艘北洋军的船在江心沉下去。船沉得很慢，先是船头翘起来，然后船尾沉下去，最后整艘船竖着滑进了江水里，像一根被烧完的蜡烛插进了淤泥里。他忽然想起有人说过，长江是一条吃人的江，几千年了，它吃过多少人，没有人知道。他对着江面，摘下帽子。不是为了那些淹死的北洋兵——他们是敌人，敌人不必哀悼。他是为了自己的那些兵，那些今天早上还活着，现在已经躺在城隍庙门口泥水里的年轻人。

打扫战场的时候，天又开始下雨。周子铭押着一个北洋军的俘虏走过来。俘虏是个中校，四十出头，脸上糊着泥和血，一只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但腰杆挺得很直，走路的时候下巴微微扬起，带着一股子北洋嫡系特有的傲气。他被俘的时候还试图咬舌自尽，被身边的卫兵一把卡住了下巴，舌头上咬出了一道深口子，满嘴是血，但他还是一声不吭。

“曹锟呢？”沈砚之问。

中校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冷笑：“曹帅早就走了。你们以为你们赢了？曹帅是主动撤的，不是被打跑的。等他回去整顿了人马，会回来的。”

“他不会回来了。”沈砚之说。他的声音很平，不是轻蔑的那种平，而是陈述事实的那种平，像是老师在课堂上解答一道数学题，每一个步骤都清清楚楚，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袁世凯的皇帝梦碎了，北洋军内部自己会乱。冯国璋要争权，段祺瑞要争权，张作霖在关外虎视眈眈。曹锟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收复泸州，而是回北京抢位置。抢位置比打仗重要，你们的曹帅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你等着瞧，不出三个月，北洋内部就会自己打起来。”

中校愣了一下。他想反驳，但嘴唇动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因为他知道沈砚之说的是对的。

沈砚之让卫兵把中校带下去治伤，然后走进城隍庙，找了个稍微干爽的角落坐下来。庙里的神像被子弹打掉了半个脑袋，供桌上堆着沙袋和空弹壳，香炉倒在地上，香灰被靴子踩得满地都是。他靠在供桌腿上，闭上眼睛，把自己在这几天里积攒的所有疲惫全部倒了出来。身体很沉，重得像是被人用铆钉钉在了地砖上，连抬起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心里更沉。

泸州打下来了。蔡将军交给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应该高兴。但他高兴不起来。

他见过太多打了胜仗却最终输掉一切的先例。辛亥革命胜利了，袁世凯当了皇帝。护国战争打赢了，中国真的就太平了吗？他看着城隍庙门外还在下雨的夜空，想起了程振邦。程振邦比他大两岁，当兵比他早三年，是他见过的最不怕死的军官。程振邦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在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那天也是下雨，程振邦隔着车窗玻璃对他说了句话，隔着玻璃听不见，他看嘴型猜出来的——大概是“活着回来”。

他活着回来了。但带他活着回来的那个人，自己没能活着走到今天。

勤务兵端着一碗热粥走过来，蹲在他面前，把碗递到他手里。粥是百姓自发熬的，米粒不多，大多是米汤，但滚烫滚烫的，碗底还能捞出几粒红枣。沈砚之端着碗，没喝，看着粥面上倒映出来的自己——瘦了，颧骨凸出来了，眼眶凹下去了，胡子拉碴的，不像个三十五岁的壮年军官，倒像个五十岁的老兵。他低头喝了一口粥，粥很烫，烫得他舌头疼，但那股热流顺着喉咙滑下去，让他的身体慢慢活了过来。

周子铭从庙门外进来，手里拎着一盏马灯，马灯的光在雨幕中晕成一团模糊的橘红色。他在沈砚之面前蹲下来，脸上的表情很怪，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悲伤，或者是两者都有。

“刚收到消息，”他说，“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发布通电，正式取消帝制。”

沈砚之端着粥碗的手停在半空中。庙里忽然安静了，外面的枪声已经停了，雨声沙沙的，马灯的火苗在玻璃罩里跳了跳。他慢慢地把粥碗放在供桌上，站起来，走到庙门口，面对雨幕站了很久。雨水溅在他的脸上，冰凉的，把他积攒了三个月的疲惫一点一点浇醒。远处长江的涛声隐隐传来，低沉而固执，像大地深处的脉搏，咚咚咚，咚咚咚，一下一下地敲着。

他站在那里，没有笑，也没有哭。良久，他说了一句。声音不大，被雨声盖掉了一半，站在他身后的周子铭只勉强听清了前半句。

“松坡，皇帝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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