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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要打。”沈砚之站起来，雨水从他雨披的褶皱里哗地泻下来，“赵保国倾巢而出打叙永，后方必然空虚。他的辎重、弹药、粮食，都在江门。我要是能端掉他的补给线，他就算到了叙永城下也待不住。”

“可江门离叙永也有六十里路。”孙德胜沉吟道，“咱们要是分兵去打江门，叙永这边怎么办？”

“叙永不打。”沈砚之转身看着身后的城隍庙，庙里供着的那尊泥塑城隍爷在昏暗的光线中显得面目模糊，“把城里的百姓撤到山里去，留一座空城给赵保国。他进了城，没有粮，没有草，又发现后院起火——到时候不用我们打他，他自己就会乱。”

雨越下越大了。雨水打在瓦檐上，哗哗地响成一片，像是千军万马从头顶奔腾而过。沈砚之站在廊檐下，看着雨幕中模糊的山影，忽然想起了山海关。那是宣统三年的冬天，也是这样的雨雪交加，他带着三千乡勇攻破关城。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不是因为有把握，而是因为年轻，年轻到以为凭着一腔热血就能把天捅个窟窿。现在他怕的事情多了：怕伤亡太大，怕补给跟不上，怕护国军这面旗扛不住北洋军的全面反扑。

可他不能表现出来。在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面前，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动摇。

“周云亭。”他开口。

“到。”

“带你的人，换上便衣，现在就出发。走山路，绕过江门正面的哨卡，摸清楚镇上还剩多少兵力，辎重囤在什么位置。记住，只看不打，发现任何情况立刻派人回来报告。”

“是。”周云亭行了个军礼，转身翻身上马，青骢马在雨里打了个响鼻，溅起一片泥水，然后飞也似的消失在雨幕里。

沈砚之目送他离开，然后转身走进城隍庙。庙里点着几盏油灯，灯光昏暗，照着墙上那些褪了色的壁画——画的都是城隍爷审案的故事，阎王小鬼、刀山油锅，在摇晃的灯火里显得有些瘆人。几个连长正围着供桌研究地图，见他进来，纷纷让开位置。

“老周去江门侦查了。”沈砚之走到供桌前，用手指点着地图上的叙永和江门，“今晚让弟兄们饱餐一顿，把剩下的猪肉都炖了。明天天亮之前，按计划把城里的老百姓全部转移到山里去——派两个排协助，腿脚不便的老人用担架抬，一个都不能落下。”

“旅长，”一连连长老郑开了口。他是从山海关一路跟过来的老弟兄，左脸有一道从眉骨拉到下颌的刀疤，说话的时候疤痕会跟着抖动，“打完这一仗，咱们是不是就能歇一歇了？”

沈砚之看着他，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歇一歇。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容易，可他说了不算。从宣统三年到民国五年，从山海关到川南，他打了整整五年的仗。五年里他见过太多死人了——有被子弹打穿脑袋的，有被炮弹炸成碎块的，有在战壕里冻死的，有在行军路上饿死的。每一次打完仗他都在想，这会不会是最后一仗？每一次他都错了。

“等蔡将军病好了，”他最终说，“等打完了这一仗，咱们回叙永，我请你们喝叙永的桂花酒。”

众人笑了。他们都知道蔡将军的病很难好了，也都知道这一仗打完之后还有下一仗。但他们还是笑了——因为在这座漏雨的破庙里，在这群被雨淋得透湿的人中间，能有一个念想，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夜里雨停了。云层裂开一道缝，露出一小片灰蓝色的天光，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沈砚之坐在城隍庙前的台阶上，借着天光检查他的手枪。这是当年蔡锷送他的德造驳壳枪，枪身上刻着一行小字——“锷赠砚之，民国二年”。民国二年，那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流亡日本，在东京郊外的一间小旅馆里第一次见到了蔡锷。那时候蔡锷还没得喉疾，声音洪亮，目光如炬，拍着他的肩膀说：“砚之，中国不会亡，就因为还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五年过去了。蔡锷躺在病榻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而他沈砚之坐在这座漏雨的破庙前，等着明天的一场硬仗。

“旅长。”身后传来孙德胜的声音，“老郑让我问您，明天打完仗，杀猪的猪下水能不能留一副？他说想在叙永开个卤煮铺子，等太平了，请您当第一个主顾。”

沈砚之回过头，在昏暗中看见孙德胜脸上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他忽然觉得嗓子眼堵了一下，有什么东西涌上来，又被他咽了回去。

“留两副。”他说，“一副给他开铺子，一副留着给弟兄们下酒。”

孙德胜笑着跑回去了。沈砚之转回头，天边那道裂缝已经被云重新遮住，天地间又只剩下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远处永宁河隐约的水声。

明天会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只要身边还有这些人，只要他们心里还惦记着卤煮铺子和桂花酒，这场仗就值得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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